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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本科论文(共14210字)

所属栏目:公共安全管理论文 发布日期:2021-03-08 13:51:21 论文作者:佚名

公共管理本科论文第一篇

论文题目: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革措施和方法


来源: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作者:李远洲 李艳

摘要: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五位一体”中的文化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日渐突出,而且作用非常关键,影响到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目前,我国整体文化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决定我国能否实现全面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对文化体制整体的认识和了解,不断发现文化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和方法,以此更好地促进我国整体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文化体制改革; 存在的问题; 相应的解决措施; 有关的路径选择;

一、我国整体文化体制改革的概况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文化方面的政策和方案,这些政策和方案极大地促进了整体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推动了我国整体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体制改革经验模式。根据我国整体文化公共文化政策内容可以了解到,我国整体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主要解决目前我国文化事业存在的一些内部机制性阻碍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阻碍问题可以更好地提高内部机制的运行效率和速度。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供给侧主要体现在文化单位的三项制度上面,在三项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内容中,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和改革,可以更好地通过内部竞争机制激发整体文化单位的竞争活力,更好地提高文化单位的文化生产力和竞争力,这对于整体文化的科学发展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2002年,我国各个部门出现了一系列的改革试点,逐渐地完成了对各个试点的调查。在有关的文件报告以及试点中主要以刺激政策为指导的方式,在整个全国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系统中,建立了非常切合发展实际的干部制度和用人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等。近几年,我国整体文化政策调整还涉及了创新文化领域的管理体系,逐渐形成了文化市场主体,不断地优化整体思想文化的环境,逐渐地提高了整体公共文化的供给效率,从多个方面不断加强对于我国整体文化政策的管理和要求,形成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强大的支撑平台。

二、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一些行业部门中的公共经费支出方式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需求。在目前我国整体文化体制中,一些公共经费支出的方式都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我国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需求,一些国有文化单位由国家财政固定拨款以及提供专项经费补助等,一些业务由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所交办的,通过接受政府主管部门服务项目所委托的各项制度内容,在比较方便的情况下获取一系列的公共资源。政府与其他文化单位之间的关系紧密,一些国有文化单位获得的这项项目和金额主要不是竞争性配置,存在着计划配置的关系,造成预算软约束力。一些政府资助政策产生了对于社会力量以及民营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很大的基础效应,影响到整个竞争性公共产品和生产部门在非政府非营利性事业中的形成方式。

2.选人用人方式很大程度上采用封闭性的方式。个别单位的领导人选用封闭性的选人用人方式,不符合整体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资源配置原则。目前,中国很大一部分文化单位在选用领导人的时候,通过采用公开招聘或者是内部竞聘的方式产生的,但是个别单位和企业机构的领导人员仍然是由一些政府主管部门内部决定和聘任,相应的竞选工作只是表面形式。这种选人用人的方式严重地阻碍我国整体文化的深化体制发展和进步,不利于国有单位职业经理人的形成,工作人员也会产生很大的懈怠性,不利于我国整体文化的深化发展和进步,还会在某些程度上严重影响我国国有文化单位的整体管理水平和质量。

3.国有文化市场中主体地位不够健全。一些国有事业单位性质的文化单位或者是文化产业集团,特别是对于有一些文化资源的文化单位来说,基本上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外的各项出版以及广电等各个领域大量的行业垄断着,经营情况没有很大的改善和进步,缺乏竞争活力,不能很好地促进整体文化的进步和更新。整体文化基本特征属于行业分拆以及区域分割等,而且相应的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等难以适应相应的合理流动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

目前,我国一些国有文化单位和政府关系没有理顺,部分国有单位直接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管理。虽然国有资产名义上属于相应的财政部门和国资委员会所有,但是由于在整体文化中缺乏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比较混乱,工作人员没有进行相应的确定,甚至在部分文化主体当中文化的所有者、监督者和经营者会出现三而为一的情况,整体结构混乱,使得文化主体中所有者和监督者处于一种短缺的状态,有关的责任主体缺位。缺乏有效的机构,没有有效的决策和激励监督机制等,不能很好地解决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的各种背后关系以及相互存在着利益关系,这与以前国有企业的基本情况存在类似现象。

4.我国整体文化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相比较于经济体制和其他领域的改革力度,我国整体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文化生产力水平发展比较缓慢,阻碍了我国整体文化的可持续进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属于我国文化体制建设中的两条主要内容,更是发展我国文化事业的两大主要载体内容。虽然目前我国相应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各自所制定的一系列目标定位都存在着不同,但是两者之间的根本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更好地推动我国整体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现象,作为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来说,虽然能够取得很大程度的认可,但是我国很多人对我国文化的产业价值没有充分地认识,甚至部分文化产业价值还遭到忽视。由于过分强调我国发展相应的文化事业,而对于培育相应文化产业关注的非常少。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下,相应的理论研究比较缺乏,缺乏一些有深度的理论研究和探讨,有关的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地位等都缺少一些明确的理论界定,导致我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着诸多的不足现象,整体思路不够明确,加大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存在的不平衡现象。

我国文化领域中相应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在文化管理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将文化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集于一身,而市场却处于可有可无的一种尴尬的境地,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在现有的部分文化市场中,部分文化经营单位占据垄断了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性,同时也没有形成广泛的市场投资渠道,整体文化市场的主体身份也没有明确。我国目前整体文化市场的经营秩序还存在着很大的混乱现象,而且部分文化主体中的科技含量以及创新能力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难题。比如,我国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不够彻底,如果要想做到进一步的转变观念、优化结构等,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和提高,不断地提高我国整体文化市场的质量和数量。

三、目前我国整体社会主义文化改革路径的主要选择

1.不断地以公共文化政策作为平台,努力推进我国整体文化行业的更新。

首先,必须进一步发挥我国公共行政的功能和作用,不断地推进我国整体文化管理体制的创新。根据我国多年来改革的历史经验证明,政府作为改革中的主导力量,在文化改革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而且从全国乃至全世界来看,并没有统一的经验和固定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国家就必须根据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在文化领导理念以及相应的管理措施、制度内容等方面不断地进行适当的改变和更新。在过去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下,整体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完成了量变的积累,并正在向质变进行过渡。同时,要不断地从国家的宏观层面以及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理论方面进行创新和改造。

经过一系列的总结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整体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一种跳跃式变革中,不断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建出相应的结构模式。整体文化体制改革中,必然还会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来说,还必须由文化主体尤其是企业来出面解决,不断地加大相应的资金投入,在文化发展策略上不断地完善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相应的安全保障机制建设,不断完善整体市场监管等,从而进一步地完善文化职能,真正发挥出政府的作用效果。

2.不断地完善一系列的政策制度,更好地支持我国的科技创新。

科技在我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效果,而且通过相应的文化技术成果,还可以不断地提升我国整体文化行业的竞争力。科学技术属于我国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在不断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的繁荣和进步。文化作为我国科学技术中的母体,将直接影响到相应科技的形成、发展和传播,而且还极大地影响到我国科技创新的结果。文化与科技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相应的结合还可以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属于文化发展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运用一系列科学技术手段,可以不断地展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文化创新指的是要不断地把一系列现代化科技成果运用到文化发展中,还必须将相应的科技创新作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泉,以此更好地推动我国整体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目前,我国一系列的文化创新还应更好地体现在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以及不断提高文化品质上面,不断地完善一系列文化服务标准体系,按照相应的体系进行整体文化的建设,更好地推动我国整体文化领域的进步。

四、结束语

文化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表现在管理职能、管理方式以及管理观念等方面,其根本的立足点主要在于更好地为我国建设符合一系列要求的文化体制机制,可以不断地满足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整体改革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随着一些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国肯定会建立起一个非常健全完善的文化体制,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房宁。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J].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

[2]陶彦霓。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创新[J].云南社会科学,2014

[3] 尚婷。关于我国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D].吉林大学,2015


公共管理本科论文第二篇

论文题目:研究文化体制改革与中国电影的产业化之路


摘要:创意产业时代,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步入深水期,文化市场建设步伐加快。随着扶持政策的落地实施和市场强劲的需求拉动,文化产业彰显出巨大的潜力空间与市场张力。而作为文化产业核心层的电影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文化软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等层面彰显出愈发显着的影响力。事实上,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路线图始终因循着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逻辑,也见证着电影政策法规和生产体制的变迁足迹。近年来中国电影体制改革不断推动我国电影产业升级换代和电影强国建设,国产电影彰显出新时代的产业自信、文化自信和美学自信,而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在电影领域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文化体制; 文化产业; 电影政策; 电影产业; 电影强国;

步入21世纪,整个社会开始由经济型向文化型转变,软实力成为各市场主体的核心竞争力,文化消费成为社会消费的主流,构建知识型社会成为题中之义。为适应知识经济和创意产业的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开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的内涵式、集约化、质量型发展。其中,电影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层,既是一种兼具市场和艺术诉求的创意产业,也是兼具商品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工业化系统,在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系统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影响力。自2002年起,中国电影产业化开始全面改革,悉力迈向“电影强国”。事实上,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路线图不仅因循着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逻辑,还见证着电影政策法规和生产体制的变迁足迹,国产电影逐渐彰显出新时代的产业自信、文化自信和美学自信,而这正是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在电影领域的生动体现。

一、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电影步入产业化轨道的前奏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市场活力和发展潜力大大释放,为文化市场的建设带来无限憧憬。与此同时,政府宏观调控也逐渐走向成熟和适度,一方面通过强化文化事业单位的市场职能,有效缓解了文化商品供给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还通过文化体制改革重塑市场主体,对文化事业单位双重职能进行改革,重新定位自身文化职能。事实上,文化体制改革是政府、市场与文化机构三个方面围绕利益关系变化而进行重构的过程,其主要矛盾运动也依照着这三大主体之间的逻辑关系、主从关系和权利关系的变迁路径。简言之,作为一场旨在“强国建设”的国家制度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理顺“事业”和“产业”的关系,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并在此基础上对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进行调整,充分开掘和合理配置海内外文化资源,以期全方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事实上,学界对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分期尚存有异议,不过对“2002年”作为重要节点的认知基本达成了共识。十六大更加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任务和实施重点,自此,中国进入了“推广型体制”的改革历程,以“主动转换”的姿态实现了“从发展理念创新到组织体系创新,从市场准入创新到产业业态创新,以综合创新带动文化体制改革在全面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1]然而在这一阶段,相较于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仍稍显滞后,加上改革的思想理论和工作准备尚不充分,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文化,其复杂性、艰巨性尤为突出。与此同时,针对国家战略在经济性结构调整中所遇到的结构性与体制性障碍,我国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开始跃入大众视野。

不过,2002年前后,人们对于“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区分尚处于模糊不清的混沌状态,没有意识到文化产品的不同属性。此外,“由于(狭义)文化产业目前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重很小,其前向关联效果较强,但后向关联效果较弱,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效果在第三产业中处于中下水平,因此尚未具备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条件”。[2]这种羸弱的状态亟待文化体制层面的改革,进而从根本上转变电影观念,促进文化产业因循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完成整体意义上的升级换代。

党的十四大之后,虽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电影体制改革,不过诸多实质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触碰,也无从解决。电影体制改革尚局限于发行放映层面,依旧在国家行政掌控下缝缝补补,对于产权制度之类的问题只能“隔靴搔痒”,点到即止。“2000年国产电影票房的4/6集中在3-4部影片上;国产电影10%挣钱,10%持平,80%亏损;电影片商、代理商不赚钱,影院更是入不敷出。全国制片方投入数亿,但是市场回收往往只有数千万元,绝大部分是依靠各地政府和电影局的资助”。[3]中国电影市场处于尴尬窘迫的低迷状态,每年全国的影片票房过度集中于几部大片、几个大城市及星级影院上,观影群体则集中于高消费阶层,这一现状从某种程度上违背了“电影作为大众艺术、大众商品”的规律。当然,中国电影各项业务指标持续下滑的背后有多种原因:硬件设备、放映方式、管理观念等方面的落后,电影创作观念滞后,缺少针对性市场策略,音像市场管理体制不完善,等等。

但是必须承认,中国电影陷入亏损境地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电影体制和经济环境的制约。就电影体制而言,由于电影市场的长期不规范,制作、发行、放映等层面的“错位”,使其长期徘徊、沉陷在恶性循环的低谷之中,导致电影事业在迈向电影产业的征程中陷入“道阻且长”的尴尬窘境。“从行政管理上来讲,发行和放映隶属文化部,制作则属广电总局,制作方无法分享发行、放映的收益,而发行、放映方所拿到的片子则往往不是他们所想要的,由于利益、风险不能共担,三方‘各玩儿各的’,缺少沟通,无法形成通畅的市场信息流。”[4]处于这种并不通畅的行业机制中的中国电影似乎在戴着“镣铐”沉重起舞,并且还要面对好莱坞大片的不断冲击,这一时期悉力迈向产业化轨道的中国电影,受到了层层藩篱的束缚。

其中,院线制改革既是电影体制改革的活力显现,也反映出其在夹缝中挣扎的姿态。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院线制”改革,改变了原先发行放映体制中存在的条块分割的弊病,形成了“哑铃型”的布局,大大削减了中间发行环节,拉动了制片业发展。尤其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后,规范发行市场,改善放映条件,合理分配市场利润,活跃了电影市场氛围,进一步优化了制作、发行、放映领域的资源配置。“制片厂与放映单位有积极性和实力去拍出更好的影片和改造影院。同时,也使影院与制片厂可以通过院线有了更多的‘买卖’选择。”[5]院线制在某种程度上彰显出了推动电影体制良性循环的潜力,解决了产业机制中存在的顽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电影院线表现出了“以它所在地为中心,以区域性为特征,以适度的辐射为基本形态;以有自主产权的影院为核心,股权、签约影院为基本构架”[6]的发展潮流。当然,处于日趋复杂语境下的院线制也显现出初级阶段的窘迫与困境,如翻牌过来的许多院线公司缺乏创新力,单条院线垄断市场以及制片方、放映方利润分成比例失调等问题,昭示着院线制结构性调整改革的迫切性。

二、砥砺前行:中国电影产业化渐入佳境

自2002年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实现了由“开展试点—扩大试点—加速推进、全面展开”的跨越。尤其是“试点改革”的结束,标志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到由“增量变革”到“存量改革”的蜕变阶段,这一过程也是我国文化产业不断进行结构性调整和优化的进程。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依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始部署,以期为深化改革积累经验。随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以及《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试行)》相继发布,倡导“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积极稳妥地促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这次改革在顶层设计层面解决了“事业与产业双规混合并行”的矛盾,将现有国有文化单位“分类”或“剥离”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重塑“文化事业单位”这一市场职能错位的主体——其公益性部分具有公共文化职能,经营性部分则具有市场职能,使其逐步适应产业化语境/机制,成长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在这一背景下,面对加入“WTO”后的各种新机遇与新挑战,政府开始出台相关政策吸引社会力量、社会资源进入电影业,在降低电影行业准入门槛的同时给予各个方面优惠和扶持,政策利好和资本力量在电影领域中碰撞出新思路。自2003年起,包括《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在内的十余项政策法规的颁布,彰显了我国政府推动电影产业化的信心和决心。其中,随着CEPA协议的签署,不少香港制片公司北上,大量合拍片应时而生,激活和丰富了内地电影的市场生态和创作模式。2004年1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审议通过《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对于“境内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经营电影制作、发行、放映、进出口业务及境外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参与经营电影制作、放映业务的资格准入”进行了调整,这一年,广电总局还出台了包括《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电影数字化发展纲要》等在内的21份文件,明确了“电影产业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高智能、高投入、高产出的文化产业”,并提出建立新型电影市场主体、建设电影强国的目标,从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等八个方面对电影产业进行全方位部署,旨在推动电影产业化的升级换代。从这一年开始,相关部门还相继出台了诸如《关于文化产业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等文件,电影领域的税收优惠、减免工作开始落地实施,电影产业的发展得到了资本层面的有效保障。不难发现,与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相呼应,这一系列电影政策从电影产业各个层面切入,试图完善电影体制/机制建设,也激发出了电影在产业、市场、文化以及艺术等各领域的多元化角色,撬动了中国电影观念的产业化转向。

随着文化领域对试点经验的全面总结,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扩大试点”阶段。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随后在2006年3月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会议上,各省市再次确定和部署试点单位,将改革向纵深拓展,快速推动“从点到面”的进阶。《意见》中强调“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并指出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扩大文化消费,从整体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这次改革涉及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文化市场体系、文化产业格局和文化开放格局等五大方面,这五个层面息息相关、脉脉相通。它们以“重塑市场主体”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逻辑导向,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化大格局中展开新一轮的淘洗。

处于“扩大试点”背景下的中国电影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除一系列补充性、具体化、完善的电影政策出台之外,也开始关注到国际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问题。文化部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若干政策的通知》,正式开启“中国电影走出去”工程,促进中国电影的国际化传播。随着中国电影步入行业调整期,“中影”“长影”“上影”“西部”“潇湘”“峨嵋”“珠影”等具有企业性质的电影集团被批准成立并挂牌运营,“实现着制、发、放一条龙,影、视、录一体化,后产品及相关产品跟进开发的综合性集团化的运作模式,并形成了七大电影集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格局”。[7]再如,上海电影集团也开始朝着打造中国一流大型影业集团、华语电影重镇的方向前进,面对各路资金聚焦电影业的现实,上影集团迅速抓住机遇,不仅积极开拓新的融资渠道,还努力争取海外资源,引进海外战略性投资以及海外合作计划。上影集团公司颇具开放性的理念,还体现在它与民营资本共同成立了上影昆仑股份有限公司,试图在子公司和分公司下建立多元产权制度,这种多元产权股份制度有效推动了电影集团的综合性、专业性和产业化发展。可以说,在政策性和市场性力量的助力下,中国电影产业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致力于探求稳定的、可持续性的繁荣发展格局。

文化体制改革结束“试点工作”后,很快进入了“加速推进,全面展开”阶段。2009年8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任务、时间进度、责任主体。同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开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被纳入国家战略性产业。其中,“文化创意”“文化传播渠道”“文化资源整合”“文化产业基地”等成为《规划》的重要关键词和着力点。[8]随后,“重组”“新媒体”“准入”成为文件出台后业界反响热烈且颇具风向标意义的焦点。就“重组”而言,《规划》中指出“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掀起了跨行业、跨媒体、跨区域并购重组的高潮。就“新媒体”而言,其间对数字内容、动漫、手机电视等新媒体政策明显倾斜,极大地增强了资源跨行配置、文化跨域交流等产业关联度。就“准入”而言,《规划》中提出要降低准入门槛,“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参与国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自此,这一系列相关文化政策释放利好,不仅在管理体制上放宽限制,也允许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2010年是文化建设领域颇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胡锦涛强调指出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这些新观点也在实践层面得到有效实施和创新性探索。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9]而这正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之义和必由路径。

在这一阶段,具体到电影领域,《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也标志着电影产业成为国家战略性产业的重点推进项目之一,随后出台的《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迈向“电影强国”的总体目标和建立“健全市场公平竞争、企业自主经营的电影产业运营体系”的针对性举措,并认为“电影产业属于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文化产业”,对电影产业的经济能量、辐射力和市场潜力予以高度肯定。从某种程度上说,“电影产业”被纳入到国家战略层面,战略执行和战略实践离不开资源的合理配置,亦需要充足的战略资源做储备。“战略”与“资源”的妥洽融合才能激发和发掘出电影产业的资源潜力,推进产业链条的优化调整,而合适的战略也将促进资源的利用效率,并激发出新的资源,激发出新的创作模式和思路。

以上海电影集团为例,自2010年起,上海电影集团的创作开始采用“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的国际化制片策略,并高扬“回归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2012年上影集团推出的“2012原创电影项目推介会”集中发布了诸如《魔咒钢琴》《李白》《孙悟空2》《黑猫警长2》以及《犹太女孩在上海2》等20多个影视项目,这些电影标志着上海电影集团在原创电影创作中实现全球影视资源配置的一次重要的突破。需要提到的是,这其中的大多数项目是上海本土创作力量完成的,依然秉持着上海电影集团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传统”,倾注人文情怀,打造了一批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主流电影。如延续《红河谷》民族题材创作路线、聚焦于“人的解放”的《西藏天空》,尝试从人性、人情、人伦角度诠释反腐倡廉思想的《最后的斗争》以及聚焦老上海都市风情和市井小民生活的《外滩后街》。这些影片在继承和发扬了上影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同时,也遵循了“三贴近”“三性统一”的指导思想,引领了主流商业电影的创作风范。

2010年以来,中国电影不仅形成了多类型、多品种、多元化的创作格局,也在政策扶持、资本助力以及高技术运用的综合影响下,借力于互联网东风,逐渐形成了全产业链发展的跨界融合姿态。随着生产环境和创作语境的优化,中国电影无论在银幕数量、观影人次、票房成绩还是在影院建设方面,均昭示着“电影大国”的崛起姿态。然而,在“内容为王”的时代,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强国”,真正能与好莱坞电影相抗衡,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国产电影的创作质量。

三、迈进新时代: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构想,再次明确了坚定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在相关措施和政策的保驾护航下,文化产业迈上了新的台阶,推动文化体制实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体制的深层接轨。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在继续大胆推进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0]2014年3月,《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出台,明确了此后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思路、主要任务及政策保障。同年4月,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通过《2014年文化系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加快促进《文化产业促进法》及艺术创作、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的立法调研工作。[11]随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法规:《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关于大力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等,进一步完善了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作为“五位一体”全方位改革重要内容的新一轮的文化体制改革,实现了“从小文化到大文化,从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转变,“在顶层设计上与‘两个百年目标’相一致,就是要凸显‘文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12]可以说,政府及相关文化管理部门所出台的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文化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深化了文化体制改革。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13]2016年,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并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这些号召和指导思想正是对全球化、产业化和互联网化语境下文化产业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推进和相应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文化艺术作品的创作与生产。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号召,为中国文化的发展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文化自信作为一种方法论和理论资源,是实现电影强国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它不仅体现在对本土独特战略资源的开掘,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上,还体现在对外传播中所彰显出的中国气派、中国精神和民族气质,在吐故纳新中散发出美学自信、艺术自信的光芒,甚至渗透到电影的产业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系统中,成为新时代中国电影创作的引领旗帜。

2014年5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良性举措加大电影精品专项资金扶持力度,进一步规范电影市场,重点支持电影创作和推进电影全行业发展。[14]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合作共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共同助力中国电影产业迈入质量时代,推动宏观政策与微观市场的动态平衡发展。事实上,与电影改革脉搏同频共振的产业政策,始终围绕着以“中国如何迈向电影强国”为中心的发展理路,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探求实现与电影实践活动形成良性互动的新格局。2017年3月,《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落地实施。作为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专门法律,从起草到表决通过历时13年,通过法律强化了电影的产业属性和市场价值,不仅将十几年来电影产业发展累积的经验提升至法律层面,肯定了中国电影改革道路的巨大成就,也将促使中国电影产业迈入有“法”可依的新阶段,促进电影市场走向规范化和秩序化,标志着中国电影产业正逐渐步入健康新常态。

这一系列电影政策的实施,为中国电影产业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制度条件,进入黄金机遇期的中国电影也在利好政策的支持下显现出繁荣发展的姿态。细观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各个层面取得的累累硕果,昭示着电影体制、电影政策与电影实践之间愈发良性的沟通机制和对话关系。如国营、民营电影企业以市场重组、上市融资及资源整合的方式对接多元资本力量的介入,迸发出强劲活力;秉承工匠精神与创意理念的中国电影新力量,积极进行现代化表达,从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创作了具有文化深度、市场价值和工业气质的作品。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产业链条在“互联网+”的驱动下走向跨界融合,制作、发行、营销等领域实现专业化、创意化、社交化、数据化,主流院线基本实现数字化放映,艺术院线联盟浮出地表,差异化院线建设理路愈发清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快速推进。张宏森曾表示,“从发展指标、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上,中国已经成为民族电影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15]其间既呈现出中国电影在砥砺行进中的产业自信和文化自信,也昭示着中国电影将向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智慧。

近年来,我国政府相继出台涵盖产业发展规划、市场监管、市场准入以及院线建设、影院资助等全方位的扶持政策,从电影产业相关政策的频繁制定到常规化补充完善,再到《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出台,在此期间,国家一方面积极改善电影投融资、生产制作及发行放映环境,为影院建设、院线拓展及技术升级提供资金扶持。另一方面政府正在努力完成由“干预者”“控制者”向“推动者”“服务者”身份的转变,在放松电影行业管制的同时形成政府宏观监管、市场自觉主导的有序发展格局。[16]如今,中国电影迈入新时代,电影产业的整体升级换代和工业美学规范体系的建设,对于电影体制改革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电影单纯依靠人口红利,依靠电影院和银幕数量的高速度增长的时代已经属于“过去时”,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电影院和银幕数量的高速度增长,发生某种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实际上也会不断加大。当下中国电影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是国有电影企业由于体制机制特别是各种历史性包袱,难以聚焦电影主业,难以留住骨干人才,难以释放活力,从而难以有效承担电影创作和生产的“主力军”作用,在鼓励民营电影企业发展的同时,振兴国有电影企业也成为题中之义。最根本的是,中国电影必须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按照发展为了人民的思想,按照新发展理念,经过艰难的结构性调整走向结构性优化,实现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公平的可持续发展。

可以说,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的显着成果不仅显现出电影体制改革中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还体现在越来越多关注现实生活、弘扬主流文化、开掘传统文化资源的优质作品浮出地表,它们以讲好中国故事的姿态呈现出文化自信、艺术自信和美学自信。当然,必须提到的是,在新时代,中国电影应该有新气象、新作为、新境界。中国电影产业若要真正实现整体意义上的升级换代,还要实现“理论自信”——构建电影批评的中国学派,及时更新电影观念,形成建立在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基础上的科学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实现电影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良性互动。历史和实践证明,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发展道路,只有实现电影界“四个自信”的有机统一,才能激发出新时代电影产业的生机活力,才能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练就“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自信和功力,从高原走向高峰,为世界电影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最终抵达中国电影“强国梦”的光荣彼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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