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进路

所属栏目:公共安全管理论文 发布日期:2021-05-23 01:16:08 论文作者:佚名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的融合,为解决公共安全事件中的社会矛盾提供了创新思路。要解决时代发展赋予我们的这一新命题,实现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的融合,必须把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的融合,为解决公共安全事件中的社会矛盾提供了创新思路。要解决时代发展赋予我们的这一新命题,实现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的融合,必须把握两者融合的逻辑进路。信息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起点;可分析性、关联性与灵活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基础;分析客体画像、方式载体数据化以及建立大数据的评价反馈系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路径。起点—基础—路径,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构架,为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安全事件中发挥政治优势与技术优势,坚守思想阵线、稳定社会秩序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公共安全事件;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理论逻辑;融合路径

公共安全事件是指影响甚至破坏社会和公民个人进行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交往所需的稳定外部环境的事件,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疫情等。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凝心聚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也是解决公共安全事件中社会矛盾和思想冲突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1]面对诸如突发疫情的公共安全事件带来的思想问题和社会问题,探寻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的融合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发挥政治优势与技术优势的一大发展机遇。要实现这一融合,必须厘清其中的逻辑进路。研究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进路,就是要挖掘两者必须融合的逻辑起点,同时探索两者可能融合的逻辑基础,从而找到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路径。

一、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或命题开始的地方。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起点是两者融合的起因,是该命题的必要性研究。从现实层面上看,公共安全事件中产生的社会矛盾极易使人民群众的心理状态发生群体性变化,甚至可能危害到社会的稳定和团结。这就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理论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2]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群众心理问题、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要防范化解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心理问题,就必须找到创新的突破口——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这一融合,既是信息化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挑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满足大数据指向性需求的机遇。

(一)信息化向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挑战

公共安全事件不仅损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而且威胁到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环境。公共安全事件的破坏影响涉及医疗、健康方面,还波及经济和政治领域,甚至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这些又挑战了更深层次的思想问题,如信心危机的浮现、道德标准的重塑、种族歧视的复兴、后真相思维的加重,等等。这些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比以往更复杂的社会治理形势。例如,新冠疫情使全人类都面临着公共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中国人民在应对新冠肺炎的战疫中经历了身体上和思想上的巨大考验。由于在初期对突发疫情的陌生、迷惘和恐惧心理,一部分人滋生了一些负面的思想状况。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的集中出现,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阻力重重。公共安全事件产生的负面舆情,消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力,影响到防疫工作的推进,甚至危害社会秩序的维护。

信息化进一步增加了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在网络时代,信息的传递呈现出碎片化、便捷性、广泛性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安德鲁·基恩对网络信息碎片化做出过这样的评价,“这就是Web2.0时代的政治。用户生成内容的所谓民主化媒体为人们通过‘小道消息’来打击别人提供了便利。这是一种刻意诽谤他人的文化——对手散发的一张毫不起眼的传单可能会把你打得措手不及”[3]。由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特质,公共安全事件往往成为信息传播的矛盾点。在新冠疫情初期,中国是世界抗击疫情的焦点,国际上出现很多指向中国的声音,既有支持鼓励、同甘共苦的,也有冷眼旁观、置之不理的,还有诋毁谩骂、造谣滋事的,给国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很大压力。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成效,而国际疫情肆意蔓延,学习中国经验、请求中国援助的声音开始增强,但缺乏理性、恶意责难的声音也源源不断,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推进带来很大困难。西方势力为了遏制中国崛起,开展意识形态渗透,国内一些人受到鼓惑、洗脑,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混乱,甚至引发了区域性问题。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外政客,就利用疫情引发的民众恐慌和愤怒来攻击中国。如美国政客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多次使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来指代新冠肺炎病毒,企图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引发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矛盾。如何引导人民群众理性看待国际舆论,正确认识党和政府在危急时刻做出的有效举措,从自身做起,树立好中国形象,都是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解决好的问题。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结合使国际意识形态的摩擦与碰撞在更深层次上影响到国内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移动互联环境下,信息的海量性以及网络的开放性促使不同国家文化和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观相互杂糅交织在一起。”[4]网络传播所具有的广泛性和便捷性,使人们深陷于真假难辨的网络信息之中,甚至成为虚假网络信息传播的一环。如迈克尔·海姆所说,网络“将世界扮成纯信息的,不仅迷住了我们的双眼和头脑,也俘获了我们的心”[5]。信息化向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问题。面对公共安全事件中的网络舆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难免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要在公共安全事件中应对信息化条件下的复杂形势和不利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兴网络技术的融合成为当务之急。

(二)政治指向性需求为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提供机遇

信息运用的指向性需求是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必要原因。信息技术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近几年来,大数据技术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了新的技术突破点。麦肯锡全球研究将大数定义为: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对于大数据的特点,英国数据科学界迈尔-舍恩伯格作出了经典概括:从分析对象的客体角度看,大数据“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6]27;从分析目标的价值角度看,大数据“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6]45;从分析过程的方法角度看,大数据“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6]67。这个概括被视为大数据的三个显著特征。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海量的数据规模、高速的数据流转、多樣的数据类型等信息处理优势使大数据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凸显。

然而,大数据技术最亮眼的优势也成为了它最明显的缺点。从舍恩伯格的描述可以看出,大数据的突出优势是对相关信息数据的全局性搜集和处理。这种全面性同时伴生了数据获取的盲目性,数据获取的高速性和便捷性也极易导致信息源的无序产生。在无序性和盲目性的主导下,媒体会发布大量无实际意义或单纯追逐点击率的信息,而用户往往会在海量信息的包围中迷失方向,成为被各种信息源控制的受众和传播者。大数据在信息处理上面临的问题,凸显了信息技术对正确政治指向性的需求。大数据技术作为一种信息工具,掌握在何种意识形态中,就展现出何種意识形态的特质。因此,必然要用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路线对其加以指导,才能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公共安全事件中,大数据对政治指向性的需求表现得更为迫切。一方面,政府和媒体作为信息的发布者和获取者,需以正确的政治路线引导网络上有关公共安全信息的发布和搜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舆情跟踪研判,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强化融合传播和交流互动,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空间。”[7]当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时,信息传播将进入爆发期。大数据技术提高了公共安全事件信息的处理速度和便捷程度,但在使用大数据技术处理网络数据时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目标,使其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信息获取和发布的盲目性。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技术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作为网络信息数据的接受者——人民群众,需要谨慎甄别和正确认识公共安全事件的相关信息。在公共安全事件中,各种信息大量充斥在网络媒体中,使人民群众难辨真伪。例如,在我国新冠疫情的初期,各类关于疫情的信息铺天盖地向人们涌来,一些网络谣言混杂其中,使人们产生恐惧和焦虑的心理。在极端情况下,社会矛盾会伴随社会恐慌心理的产生而爆发。及时使用正确的政治指向引领大数据技术占领网络思想舆论的高地,对老百姓进行政策宣传和心理疏导,是信息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的宝贵机遇。

二、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基础

逻辑基础是一个理论或命题能够成立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基础是指两者能够融合的理论基础,是该命题的可能性研究。在公共安全事件中,人们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必要性。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不断与最新的网络技术相结合,才能牢牢掌握抗疫战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但要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具备融合的可能性,必须探清两者能够融合的理论基础。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有融合的理论基础至少可以从客体的可分析性、载体的多元化和关联性,以及方式的灵活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具有可分析性

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第一个基础,就在于我们能够对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数据化分析。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8]519这就从哲学上规定了教育客体的现实范围,即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技术运用的客体,是具有客观可分析性的人,而不是主观幻想中的人。这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社会中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关怀,与资本主义采取一味强调抽象人权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马克思认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9]。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生命安全的关心远远不及对资本的重视。因此,从现实的人的角度去分析客体,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可分析性来源于人的现实性,而人的现实性具体体现在它具有多种分类层次。从客观情况来看,在我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对的客体是极具复杂性的。我国人口数量庞大、分布广泛,这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群体基数大、范围广。同时,教育客体的广泛性中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地理环境、风俗传统的不同,阶层、地域、城乡之间日益突显的差异,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心理状况和行为模式。例如,对党员、军人、学生等多层次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点通常是不同的。此外,信息化更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的分化。一方面,人们能够通过网络技术更为快速和便捷地接触到多元化思想,思想认识进一步出现分化。对同一公共安全信息的肯定或否定,对政府应对公共安全事件举措的支持或反对,都可能使同一群体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分化。另一方面,网络ID身份使群体分析变得更为复杂。网络技术使网民能够以匿名形式获取信息和发表观点,这无疑增加了数据追踪的难度,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经济条件和社会心理的多层群体进行分类分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这些分类特点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个体意识的差异性,也为大数据的融入提供了切入点与契合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照顾不同群体的社会习惯和思维模式,有针对性地根据各个群体的社会和心理特点进行教育。在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快速地对受影响的人群进行受众分析。这包括搜集分析群众心中的思想困惑,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使广大人民群众听党指挥,凝聚人心,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发挥大数据的技术优势,可以最大程度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包含多元化和关联性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大数据技术能够成为教育的最新载体。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10]414。正是这种科学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它的载体形式的多元与包容。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的定义可知,它是指“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且主客体可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11]。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包括开会、谈话、理论学习、管理工作、文化建设等,这些形式为思想政治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元化更趋明显。进入信息时代后,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逐渐呈现信息化的发展趋势。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类传媒形式与广播、电视、网络传媒形式构成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元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依托于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技术不断拓展自身的运用范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多元化的显著优势。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所蕴含的新知识越来越多、科技含量越来越高,集中表现为对计算机资源的开发利用[10]417。大数据技术是一种依靠计算机网络资源的信息处理模式,将这种最新的网络技术作为自己的最新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多元化的必然要求。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关联性是两者相互联系的前提。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物,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各种各样的载体形式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教学的载体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党员可以通过开会谈话的载体形式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些关联性都是通过载体作为中介发生作用的。大数据的开创性变革,体现在以具有关联性的全体数据为分析样本,这也就要求我们要适应、利用、开发样本混杂性中蕴含的潜在价值,将思维方式由传统直线式的因果关系,转换为网状式的相关关系,通过新视角、新联系来解决新问题。大数据技术不仅可以通过连接数据两端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而且以其自身所具备的、数据搜集的关联性优势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优项选择。人们在网络上留下的一切痕迹,包括阅览新闻、发表评论、娱乐消费等信息都可以被大数据技术抓取。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最有效的切入点。

(三)大数据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具备灵活性

首先,大数据技术的灵活性使其具备了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条件。大数据既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思维。技术发展为思维创新提供了新的维度,思维创新为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向度;维度与向度的统一,构成了大数据的思想和实践价值。在二者的辩证关系中,思维创新是占主导地位的。大数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赋予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视角、新能力,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价值。“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显微镜让我们能够观测微生物一样,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而更多的改变正蓄势待发。”[6]1这种思维和技术的创新视角,为大数据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灵活的形式。大数据不会被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凡是需要思维创新的领域,都是大数据大放异彩的范畴。因此,大数据技术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思维和新方法。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灵活性是两者能够融合的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灵活性体现在可以运用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不同形态,它们共同运行于正式和非正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而且二者相互支持和转化[12]。思想政治教育的显性方式与隐性方式相结合,既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也兼顾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升。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既可以是显性教育,又可以是隐性教育。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数据库的建立更为方便、快捷。资源数据库是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集合。传统资源库包括书刊、手册、录像等,网络资源库则包含了电子书、短视频、网络课程等数据资源。通过大数据的高速计算和全面搜索,能够合并传统的和网络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库,使其更为丰富完善。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可以通过大数据快速传播到特定群体的阅览栏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效化。这就是说,人们不仅能够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库中获得显性教育,而且可以通过特定的信息投放受到隐性教育。从以上两方面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方式的灵活性成为二者融合的基础之一。

三、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路径

逻辑起点与逻辑基础揭示了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相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的融合必要紧迫且切实可行之后,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赖以实现的逻辑路径成为解决公共安全事件中社会心理问题的当务之急。从方法论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路径至少包含了数据化客体画像、方式载体的数据融入以及大数据评价反馈系统几个环节。

(一)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画像

分析客体画像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基础环节。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8]11只要我们抓住人本身,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进行深入研究,就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说服人的依据。要实现这一点,就要通过大数据技术搜集分析关联数据,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基本信息、行为习惯、思想倾向等描绘为直观的特征画像,再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首先,运用大数据技术搜集关联数据。公共安全事件中的信息传播频次更甚以往,人们在对未知产生焦虑时会通过频繁的网络信息搜索了解公共安全状况。大数据技术具有用“相关关系”替代“因果联系”的技术特点,可以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关联数据。发挥大数据“适当忽略微观层面上的精确度会让我们在宏观层面拥有更好的洞察力”[6]18的技术特点,和对“混杂性,不是竭力避免,而是标准途径”[6]58的样本处理方式,能够搜集更多更全面的用户信息。通过这种技术特点,搜索人们浏览网页的关键词,运用云计算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数据库。其次,运用感知技术生成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画像。例如,Google利用搜索关键词预测禽流感的散布趋势,统计学家内特·西尔弗利用大数据预测美国选举结果,等等,这些都是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关联信息,从而对研究对象进行预测和描绘。正如维克托所说:“通过给我们找到一个现象的良好关联物,相关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捕捉现在和预测未来。如果A和B经常一起发生,我们只需要注意到B发生了,就可以预测A也发生了。”[6]72运用大数据的预测特性,把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思想和行为数据转化为特征画像。最后,分析画像,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画像分析是深入掌握多层次受众心理、高效开展教育工作的必要前提。越是复杂的情况,越是艰巨的形势,就越依赖于对问题和对象的精准分析,只有基于精准分析,才能对症下药开展工作,解决问题。传统客体分析是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的特征描述。在信息时代,局限于点对点的客体分析已经不能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分析的需求。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进行平面甚至立体的画像分析。这就要运用到大数据技术运算得出的特征画像进行具体分析。在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思想和行为是具有一定规律的。我们可以针对事件的内容、范围、程度等特征的发展趋势,先行对潜在受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方面防止思想问题的发生,引发不必要的社会混乱;另一方面可以提高防范事件的風险意识,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将大数据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载体

方式和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具体环节。思想政治教育要落到实处,就需要从具体的方式和载体上入手。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数据化转型。公共安全事件对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使人们面对面的聚集交流活动急剧减少,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促使社会交往逐渐向网络阵地转移。可以预见,在公共安全事件中,人们使用网络进行社会交流的日常占比将会大幅度增加。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发展势必要转向依托于网络数据的科学方式。将大数据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就是要将数据搜集和统计的优势叠加到网络教学、心理咨询、舆论宣传等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中。一方面,使用大数据思维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在思想上重视数据统计的意义,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推行以客观数据为基础的认识方式。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思维上的转换,不仅要从理论入手,而且要在实践中发挥优势。要运用大数据查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盲点、难点、关键点、易错点,积累经验教训,完善非常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中重视数据技术的提升,要通过建立数据库、研究数据分析算法、攻关数据处理核心技术等,提升数据搜集、数据开发的能力,用好大数据技术。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网络数据的分析和导流,把握网络舆论的正确方向。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当下问题的内容倾向,在复杂问题中快速、精准定位关键节点,并且及时得出解决办法,有针对性地对存在思想问题的受众答惑解疑,使其安心定志,不传谣、不信谣,坚定信心做好力所能及的事。

其次,运用大数据技术改造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互联网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可以是旗帜鲜明的时政新闻网站、政论类APP,也可以是各类聊天互动程序和娱乐游戏软件。人们在网络留下足迹的地方,都可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用大数据技术改造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就是要使网络载体成为追踪、搜集、统计、分析人民群众思想和行为规律的平台,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更为及时、有效。在公共安全事件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往往会受影响,网络便成为了学习、工作、社交的主要载体。例如,中小学生通过钉钉上网课,上班族通过飞书、企业微信、腾讯会议等软件完成工作会议。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比不同客体、载体与结果之间的差异,建立有效的关联关系,分析不同群体对不同内容形式的偏好,开拓视野,发现以往未曾发现的联系,探寻非常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和平台。同时,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当下舆论和社情的传播情况,在复杂局面中及时、有效确定管控范围,集中精力在重点领域处理重点问题,并且及时给出恰当的管理办法,使有关部门、行业协同发力,全方位解决非常时期的思想问题。

(三)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数据评价反馈系统

评价反馈系统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形成闭环的关键。在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只有完成评价反馈,才能准确衡量思想政治教育的真实效果,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发展。在实践中汲取经验,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实现自我完善,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思维优势。思想政治教育要在时代发展中保持党一贯的先进性优势,就必须不断使用更为科学的方式来完善自身的评价反馈系统。因此,建立大数据评价反馈系统,对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化、时代化有着重要意义。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特殊形势下全国人民的思想问题。如何从如此庞大的样本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一大难题。“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针对性,对思想行为信息的筛选和分析能细化到单个学生、小群体的思想动态。通过找出思想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对事件的发展走向及趋势进行预测,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安排提供科学的预测和决策,形成精准主动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13]通过大数据技术以“全体数据”为样本的优势,建立具有高速、真实、大量等特点的大数据评价反馈系统,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的各种经验教训汇集、归纳、总结,从而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只有建立大数据化的评价反馈系统,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在公共安全事件中不断发展完善。

建立大数据化的评价反馈系统,一方面,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反馈的数据化。教育评估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明确要求客体对教育主体、内容、方式、载体、效果等方面进行的综合评价。大数据化的评估反馈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者快速抓取更为直观、大量且真实的评价,获取更加全面的信息,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要使大数据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馈系统,就必须在现有的评价反馈系统中善用大数据技术,在数据搜集环节对评价数据样本进行全局性的计算,从而得出有价值的评价数据。例如,在公共安全事件中,高校大学生参加慕课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同学们可以通过评价、留言、问卷等形式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进行综合评定。大数据技术的融入能够更为快速地搜集大量关联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反馈并加以计算,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反馈的真实有效。另一方面,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舆情进行统计分析,获取侧面评价反馈。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反馈的直接性和准确性决定了它往往不能完全表现出评价人的全部意愿。要获取更为全面、真实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反馈,不能不重视对侧面评价即公众舆论、网络舆情等数据的分析。人们在公共安全事件中关注的新闻、留下的评论和购买的信息都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侧面评价的信息来源。大数据技术的融入就是将相关评价信息的关键词进行数据搜集和整理,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为宏观的数据来源和分析,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获取更为全面、及时、准确的评价反馈。

四、结语

在历史长河中,公共安全事件不是第一次为人类社会带来矛盾和混乱,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需要在公共安全事件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寻找规律。思想政治教育为公共安全事件中的社会稳定提供了思想力量和政治武器。但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更大的能量,还需要与最新的大数据技术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越是面对这种情况,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1]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是时代发展赋予我们的新命题。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进路,是以起点—基础—路径为理论结构,探究如何在特殊形势下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的政治优势与技术优势,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探寻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进路不可不为,且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N].人民日报,2020-03-04(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4.

[3]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M].丁德良,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66.

[4]游敏惠,唐妮霞。移动互联网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对策[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72.

[5]邁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金吾伦,刘钢,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87.

[6]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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