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建设研究述评

所属栏目: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发布日期:2021-06-14 09:55:12 论文作者:佚名
[摘 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道德层面的宣传教育,但从制度化视角通过良法善制引导和守护它的推进,属于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贯彻与落实。学界围绕社会主义核心

[摘 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道德层面的宣传教育,但从制度化视角通过良法善制引导和守护它的推进,属于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贯彻与落实。学界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路径、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如何实现核心价值观制度化,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亟需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重难点上有新的突破,以期实现制度建构与核心价值观建设互益同构和互促共进。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制度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凝练与概括,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P63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习近平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2]P168-169核心价值观建设不仅是道德层面的宣传教育问题,更是制度化的规范力量导向问题,是价值引导与通过制度安排所呈现的理论与现实的一致性问题。“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2]P164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需要[JP2]“软硬兼施”,需要“刚柔并济”,需要良法善制,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向社会传导正确的价值取向。通过良法善制助力核心价值观有效形成,迫切需要学术界从制度化视阈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总结与研究。

一、国外关于价值观制度化的研究现状

社会形态是价值形态与制度形态的统一体。制度与价值的统一构成国家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规定性。若制度和价值相背离,不但会造成对价值的质疑,也会造成对制度的否定,乃至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国外围绕价值和制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国外关于价值与制度的一般关系研究

国外关于价值与制度一般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平衡论、融合论和分离论等代表性的观点。

1.平衡论。价值与制度应当平衡发展。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理想价值与体制的关系是决定政治稳定与否的关键要素,“正如过度的分歧会造成不稳定一样,过分的共识同样会带来不稳定”,“共识的核心理想和价值也有可能会对主流政治体制和实践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如果一个国家不想放弃或改变自己的价值信念,就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和行为改革来消除裂痕”[3]P38。价值共识会使民众对体制的评价更苛刻、要求更高,若政治体制和实践不符合高度共识的价值理想,会降低民众对政治体制和政治合法性的认同。

2.融合论。制度与价值应互相依赖、互相促动,价值引领制度变迁,制度体现和回应价值,是社会价值模式的制度化表现。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意识上的变革——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4]P527英国著名法学家M.J.C.维尔指出,“20世纪理论家的任务就是,恰当地配置这些价值,并提出可以使这些价值得以调和的制度性手段。”[5]P334

3.分离论。价值与制度的融合统一是理想建构下的价值与制度的关系,并非现代制度与价值的实然状态。现实中的价值与制度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张力。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理想的标准非常苛刻,因此任何实际的制度也从未完全符合这些标准,可能任何制度今后也不会符合。”[6]P7

(二)国外关于社会主义价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

国外关于社会主义价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主要有肯定论和优势论等代表性的观点。

1.肯定论。肯定论的实质就是肯定中国经济成就背后的社会主义价值和制度支撑。智利共产党总书记、国会众议员劳塔罗-卡莫纳认为中国模式背后的精神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社會主义发展模式和理念。[7]美国学者迈哈内认为,“中国共产党更加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共产主义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目标。”[8]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亚尼认为,“中国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9]

2.优势论。优势论的主要观点是肯定中国的价值和制度优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彰显了中国制度和价值的优越性。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意大利新丝路促进会会长弗朗西斯科·马林认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可分为两种模式:将人民健康置于首位的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和追求私人利润而罔顾民众健康的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中国模式的成功令世界瞩目。[10]美国作家萨拉·弗朗德斯认为,中国坚守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属性,在危机中人民福祉优先于资本主义利润。[11]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认为,中国的抗疫之战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道原则,美国所代表的势力正在全球失去影响力和声誉。[12]前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提出抗击新冠肺炎制度问题再次出现,哪种社会制度更人道?抗击疫情凸显中国体制优势。[13]美国学者维克多·沃里斯认为,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就是社会主义。新冠肺炎疫情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缺陷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上具有显著优势。[14]

二、国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建设的研究现状

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经历了从被动反思、主动探求到自觉建构的发展路向。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催生了对价值问题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导致出现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论调,在对西方人道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批判中引发了学界从价值观视角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理论界就开始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进行探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观维度。学术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上,关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与制度建设的研究多散见其中。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辦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要求,“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15]201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之中,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16]关于核心价值观与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的研究日渐增多。具体研究现状梳理如下: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解读

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2]P16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制度的价值追求,是国家制度精神的价值体现。国内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解读主要有制度精神说和制度属性说等观点。

1.制度精神说。制度精神说认为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制度精神,决定国家制度变革和调整的基本方向。侯惠勤认为,核心价值观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制度精神”,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制度、一个国家运作模式赖以立足、借以扩展、得以持续的灵魂,因而是国家意识形态、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内核。核心价值观为相应国家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思路,决定了其国家制度变革和调整的基本方向。[17]沈壮海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着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精髓、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导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18]韩震强调要区分核心价值观和生活价值观,核心价值反映的是制度先进与否的问题,道德价值观是对善恶或好坏的看法,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精髓,是社会制度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是国家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对人民的价值承诺。[19]

2.制度属性说。郭建宁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20]吴潜涛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本质属性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的社会制度属性和阶级性。[21]吴向东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评价和辩护着社会主义制度,引领着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变迁和创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22]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研究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主要有理性选择说和双向互动说等观点。

1.理性选择说。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制度具有选择和评价功能。王学俭认为,核心价值观是评价社会规范与制度规约优劣好坏的评判标准,存续正向的社会规范与制度规约,抛弃负向的社会规范与制度规约,完善不足的社会规范与制度规约,在社会规范与制度规约的设计中,选择最佳方案。[23]

2.双向互动说。价值与制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推动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吴向东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与完善是不断互动的过程,同时这种价值观的建构本身也构成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内容。[24]田海舰认为,制度与价值观的形成存在双向互动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社会主义制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实现有机统一。[25]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路径

习近平强调:“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各种社会管理要承担起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现价值导向,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2]P165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制定都要置于核心价值观的统摄之下,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围绕如何实现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学术界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制度、法律和政策等保障。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形成有效的法律支持、政策保证和机制保障。

其一,加强制度建设,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制度保证。田海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根本前提和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和保障。[25]辛向阳认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要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社会和谐;建设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且政治、经济、社会权利都平等的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就要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提供经济基础;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公民就要通过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的制度建设来培养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些制度包括规范性制度、礼仪性制度、法律性制度、强制性制度。[26]孙婷婷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要注重把价值引领和制度导向结合起来;把正面激励与负面约束结合起来;把创立制度与执行制度结合起来;把严明党纪与遵守国法结合起来;把管理制度与乡规民约结合起来。[27]

其二,加强法治建设,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法治保障。左高山等认为,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法治建设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目的是解决国家治理的价值理性问题,而法治建设需要解决国家治理的工具理性问题,探讨二者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国家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的统一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其实质在于如何理解国家治理的本质,即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28]江畅等认为,核心价值观法制化是核心价值观现实化的重要途径。核心价值观法制化要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必须被确定为国家宪法的根本原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仅必须确定为国家宪法的原则,而且要通过各种法律制度来具体化、条文化,使之成为人们不得不遵循的规范。[29]陈金钊认为,立法是最为简单的融入方法,可以直接把社會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到法律规定中;但立法也是一种必须审慎使用的方法,而且也无法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常态化问题。因此,通过司法、执法的方法,也就是通过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和法律修辞的方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才是最重要的。[30]冯玉军认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核心要义在于弘扬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宣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制定、修改、废除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党和政府率先垂范,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建设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制度;让守法成为全民真诚信仰。基本途径在于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重要领域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当中,又要通过强化法律政策的引导性、激励性、约束性,激浊扬清、惩恶扬善,逐步完善法治保障体系、党规政策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关键环节,重点抓好文明法治、公平法治、诚信法治“三大建设”;各级领导、政法干部和法学专业人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正气,促进伟大复兴。[31]

其三,核心价值观政策化。江畅等认为,政策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通过政策才能真正进入社会生活,因此必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策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策化是指所有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检验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目前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策化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任务:所有出台的政策都必须体现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理检查现行政策是否体现和贯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那些体现和贯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策能得到有效实施。[32]张艳娥认为,与基本制度安排相比较,一个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的变迁更新、落实运行更主要地依靠政策、体制、机制等非基本制度层面的制度支撑,这在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尤其如此。一方面,具体制度较详细地规定了一定社会领域中若干具体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使基本制度安排的理念和原则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对于价值观的培育而言,体制机制建设密切联系实际,直接在实践中运用和检验,是价值观制度化更集中的体现领域。[33]

2.关注干部人事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韩庆祥认为,需要关注的主要是干部人事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前者是分配权力,后者是分配财富和利益。在这两种核心制度安排上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能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当今,在价值观问题上出现的种种乱象,其深层根源之一,与这两种制度的某种扭曲有关。如果在干部人事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上缺乏公平正义,就很难让民主、和谐、平等、公正、敬业、友善等核心价值观落地。[34]

3.规范国家权力与规范公民行为相统一。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2]P168核心价值观从三个层面描绘了国家建设的道德图谱和价值愿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只是对公民行为的要求,更是对国家制度的要求,需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或大德、公德、私德三大系统协同共建和整体并进。侯惠勤认为,成功的核心价值观不是直接对于公民提出要求,而是通过塑造国家形象、彰显制度精神以获得国民的认同,并使之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核心价值观在规范国家权力运作和制度建设的同时,规范公民的社会行为。[17]顾海良认为,价值观教育,突出于“私德”的培育和践行问题。与“严私德”相比较,对“大德”“公德”教育和践行,显然还缺乏力度和深度,甚至多有缺失、缺位甚或忽视,存在着把“大德”“公德”教育和践行完全公民个别化,从而为“私德”所覆盖,价值观培育出现以“私德”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偏向。[35]刘建军认为,要区分“作为制度建构原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作为公民行为规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有两类主体,一是国家或社会制度本身,二是公民个人。对前者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制度建构的原则,它是要体现在国家的顶层设计和基本制度中,体现在体制机制的运行中,体现在方针政策的制定中,也体现在社会管理活动中。而对后者来说,它又是公民个人的行为准则,要体现在每一个人的言行之中。[36]

4.加强制度正义建设。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制度的非正义是制约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主要障碍。袁银传等指出,侵犯人民权益、暴力执法、践踏人的尊严、公权腐败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的大面积存在,成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大障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为紧迫也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优化社会治理方式,尽快扭转制度的功利主义倾向,使其回归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轨道上来。[37]袁三标等认为,对于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建构具有正义性的治理制度体系尤其重要,制度正义不仅可以有效释放社会集聚的不满情绪,而且对于消除弥散化的相对剥夺感、调适失衡的分配利益格局、改善现行治理制度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8]张雪梅认为,过强的正义理想共识若没有制度的强有力支撑,将不仅不能带来政治的稳定发展,还有可能削弱理想目标的合法性,造成政治不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实现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正义理想与制度成长如何平衡。[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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