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语料所传导意念的伦理博弈

所属栏目:伦理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9-03-05 22:11:33 论文作者:佚名
摘 要:基于中美之间出现的“史诗级”贸易战背景,通過收集分析中美双方的传播语料,可发现其发声语料排列状态,明显呈现出非线性的特点。随着事态演进,传播语料围绕传播伦理还在进

摘 要:基于中美之间出现的“史诗级”贸易战背景,通過收集分析中美双方的传播语料,可发现其发声语料排列状态,明显呈现出非线性的特点。随着事态演进,传播语料围绕传播伦理还在进行聚合与离散运动,表现出泛伦理共引与话语极化的趋向,强化了全球范围的传播伦理“内卷化”特征。本文认为,传播伦理要回归至简的初心,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媒介伦理观,用包容的眼光去解读各种争端,以熨平传播伦理内卷化现象。

关键词:媒介融合;采编工作;新媒体;工作措施

 “史诗级”的中美贸易争端,伴随着空前激烈的话语博弈。在传播场域,贸易战的发声状态并未呈现出常规战争交战双方发声的线性特征,它的话语意念在网络条件下呈现非线性复杂状态。两国贸易争端的话语博弈,呈现出矛盾的“伦理共引”与“极化表达”共生的状态。由于贸易战主题在当代生活中具有现实压倒性,随着事态的演进,传播语料围绕传播伦理还在进行新一轮的聚合与离散运动,博弈双方均冀以获得伦理与心理的优势。

一、语料制造与语义归类的非线性特征

以语料为载体的信息传播,在美国与中国等多国贸易战的场景中已激化为相当烈度的理念博弈。从乔姆斯基的语言立场来看,在这种社会大变动时期,研究者应“以行为研究为主转变为认知研究为主”[1]。因为头脑是用于“认知的”,头脑中包含着精神状况、看法、疑惑等等。在这场“史诗级”(Epic level)的事态发生时,激活认知似应从语料分析入手。

(一)语料收集

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线性目标并不明确,它肇始于美方要求减少对华贸易赤字,继而目标迅速泛化,遂剧烈升级于2018年4月,至2018年8月达到空前严重状态,美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货物加征关税至25%并威胁将扩大至5000亿美元范围,中国宣布对美输华600亿美元货物分4档加税,继而对其135亿美元货物同步加征25%关税。在为时5个月的时间内,话语博弈先于实体行为,话语激烈而密集成为一个传播现象,演绎了国际化的“吊民伐罪”[2]。在中美双方各自官方人士的言论中,语言的“能指”和“所指”在不断丰富变换。本文以主题聚合为选取范围,以词频梯度(Word frequency gradient)为排列方式,通过全网筛选获取中英文各50个热词为核心语料

(二)特征分析

就语料性质而言,中美贸易争端显然越出了单纯的商贸专业领域而具有重大社会性,它的发声系统和发声目的复杂多元,因此在传播场域中并不具有线性特性(Linearity character),线性特性在系统响应与激励之间具有齐次性和叠加性,样本集合中必存在唯一的一个“第一元素”和唯一的“最后元素”[3],而非线性特征则与此相反,具有多变和测不准特征。从以下三方面可以看出争端发声的非线性特点:

1.语料制造来源 以上各50个代表性语料(Corpus)的来源出自两类,一类出自双方的官方发声,集中于三个来源,即商务、外交和多边组织如WTO会议,美方则加上一个独特的准官方来源,即总统的推特;二是出自智库或媒体。值得注意的是,智库的语料制造能量具有直接性和持续性,即传播场域大量的新鲜语汇来自智库,中方这次明显改变了以往每逢大事少由智库发声的传统,来自科研、大学、商务、外交、传媒的智库声音成为语料制造主力,在中方的50个热词中,由智库首创的均占50%以上。

2.发声传播平台。中美双方涉及贸易战的主信息,即“信源”(Source)均依靠官方平台如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发布。而观点信源则来源不一,中方主要发布于官媒(人民日报)和半官媒(环球时报),以及商业性计算机公司利用算法收集到自媒体上的学界及民间分散性观点。美方则有明显的媒体层次,首先是推特,它所具有的高接触性、易受性包纳了所有的原始传播欲望,甚至被赋予了“治国”的功能,所以应用广泛。而美方的三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洛杉矶时报则提供智库分析以及媒介观点,成为厚重语料的蕴床。如哈佛教授菲尔德满在其著作《凉战:全球竞争的未来》(The Cool War: The Future of Global Competition)表示中美之争“既不是热战也不是冷战”,而将是长期“凉战”(Cool war)[4]。

3.语义归类。语义类型(Semantic type)指的是语言表达按语义关系划分的类别。语义类型和语法范畴是有一一对应的关系,简称外延类型和内涵类型。语义类型与语法范畴相应,每种语义类型都可分为基本类型和导出类型[5]。分别用(e),(t)表示。e表示实体,是名称的外延。t表示真值,是语句的外延。根据对中美双方各50个热词构成的语料分类,可以得知,虽然中方语出谨慎,正式用语都避免使用“战”字,而改用“争端”(Dispute)“摩擦”(Conflict),这与美方直言不讳运用的“贸易战”(Trade war)“经济侵略”(Economic aggression)等概念有所不同。但从语义类型角度,双方用语均可以归入“敌对”(Hostility)的语义状态。双方都认为对方在升级事态,这种“敌对”语义的趋高形态有一个阶梯,即敌意-对抗-启战。伴随阶梯进阶,每一个阶段都产生若干亚语义。例如,在对抗阶段,(e)的实体为对抗,(t)的外延真值则表现为立论、辩解、反驳、归谬。在到目前为止的中美5个多月的贸易争端过程中,(e)(t)转换令人目不暇接。这与以领土或政权为线性诉求目标的常规战争舆论博弈很不相同,因为贸易战的目标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可测性,所以双方都有将对方“喝止”在底线之处的传播战略内需,因此没有出现像常规战争那样“打了再说”,“炮口是最好辩手”的线性传播博弈应用,更没有闷头出招而不出声。

二、传播领域多元发声制造伦理场景

如同帕尔默(Palmer)指出的那样,“场景理论是伴随着行为意象,偶然事件和情感价值的社会图式和模式。”[6]在场景理论指导下的场景重现,目的一般用于再现真相。但是,中美贸易争端表征为进出口贸易的数字,系抽象而非具象信号,因此双方不约而同将场景理论移师于伦理范畴,在语料制造和传播过程当中,重心在于制造场景以形塑已方的伦理正义。

民间俗语有谓“买卖不成仁义在”,但中美贸易争端吊诡的一面是,买卖虽巨量相互存在,但美方率先发声力图制造中方“不仁义”的场景空间。典型的是美国贸易代表纳瓦罗将多年来美国制造业企业数量减少,失业人数增加的直接原因归于中国[7]。

从早期原始文明中的伦理萌芽到现代伦理,善意(goodwill)始终居于伦理中心地位[8]。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善的核心是正当”[9]。而美方“如同买了超市的东西却斥责超市抢钱一样”[10],故意在传播中将“不正当”与“非善”作為一个场景逻辑暗合在一起归谬于对方。问题是,一般的论战不会将贸易场景导向无关联的生命悲情场景,更不会语涉“致死”(Kill)这样的丛林场景,而美方在这次传播博弈中,明显在语料层级方面比中方要“丛林化”和“悲情化”得多。相反,中方似乎在悲情场景制造方面比较克制,例如微观方面:制裁中兴涉及7万多员工可能饭碗被砸的悲情场景;宏观方面:极端情况下全面贸易战预测将拉低中国经济增幅1个百分点导致的民生损失场景等[11]。但中方在语料传播中都没有具体关联到生命底线的生存伦理范畴,基本上还在贸易的范畴内去理论商业伦理。美方那种“粗到底、俗到家”的传播策略,并不是无意之举,而是一种诉诸人的伦理底线的传播谋略。因此,在中方的策略工具箱中,也似应该存有相似的生命伦理备选项以应不时之需。

在这次双方对抗性的交互传播当中,情绪(Emotion)设置相当程度遮盖了议程(Agenda)设置。根据5个月的公开报道统计,中美双方就贸易问题面对面的会议磋商只有两次,即双方政府代表团各到对方首都访问一次;双方代表在WTO组织论辩了一次。美方以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的方式发声则有5次,即5次宣布加税的500亿美元、1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160亿美元生效的节点,但是美方高层官员如莱特希泽、姆努钦、科恩等直接发声达到35次,美方媒体发声则数以千计,智库意见发布数以百计,使传播声域情绪化的波峰密集,峰值不断推高。中方发声也十分密集,除商务部、外交部发言人在凡有美官方发声时即以回应以外,仅由人民日报及人民网发表的评论文章《美国别玩火,后果很严重》等就达30多篇[12],而在官方层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阐明中方在两国贸易摩擦中的基本立场。此外,各类智库意见、专家访谈数以百计。双方形成了“谈判少,议论多”;“接触少,喊话多”的舆情现象,在舆论场中以情绪设置吸引了公众的传播注意力。

自从“议程设置”学说20世纪40年代创立之后,得到了国际传播实践的验证,并且已经横向导入到社会学、政治学、行为乃至贸易等领域,成为公认的一个规律性认识。当下虽进入了信息碎片化时代,但还是如孟德斯鸠所说过的那样,“由于社会歧见是个客观存在,于是便产生某些个人之见的战争状态”。只不过那是放大的“个人之见”[13]--政权和政客之见,当然,议程很难再由少数人主导,很多话题设置是由网络媒体在平台上以聚合形式呈现,而且呈现的方式很难再那么有板有眼地结构化(Structured),更多的是与碎片化(Fragmentation)形式匹配的情绪化表达,形成诉诸社会影响的情绪设置,这是一种新的传播现象。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的原理之一,就是人们有某种自动完形的心理取向。情绪一旦进入了某种通道,就会在知觉上产生延递的潜能,当你连续看别人画了两个方形,第三个哪怕仅画出了相邻两条边,你也会在心里默默地补上另两条边以完成第三个方形。孰知,如果第三个未完的图形仅仅再加画一条边而不是两条边,那不就是三角形吗?这就是受情绪设置影响可能产生的谬误结果。但是就一个文明的社会而言,“耻化”叙事与伦理创伤的建构并不是惟一的取向,传播的目的在于促成以文化身份认同为基础的亲密共同体的建构。历史学家塔奇曼说“新闻是建构的现实”[14],人类建构社会与建构自我的目的性在于幸福,如同哲学的终极目的是获得快乐,那么,情绪的多样化和阳光性一定是主导层面。所以,具有媒介素养的人应该提醒自己,警惕在媒介化的社会当中,不自觉地“被”情绪设置。而特朗普一会儿悲情宣称美中贸易“美国早就输了”,一会儿声称贸易战“重伤中国,我们快赢了”(We'll win)[15],显然是一种谋略手段,企求在两端回旋之间找到自我平衡与显示伦理正义。

三、泛伦理共引与话语极化的趋向

就中美贸易争端话语的“所指”(Signifie)而言,双方似乎都承认某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义,即地位乃至国运的角力。关于这一点,以米尔斯·海默直截了当提出的“大国政治悲剧”概念为代表,他认为不管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政策,都不可避免成为战略竞争对手[16]。环顾世界,可以看到美国面对的态势似乎是全球对手环伺,特朗普甚至公开将传统盟友欧盟列为贸易上“最难对付的敌人”[17]。此外,美同时对加拿大、墨西哥、伊朗、印度、俄罗斯、朝鲜甚至日本等国都发起了规模不一,但性质相似的贸易单边惩治。

在这种美国以一已“怼”世界的态势已形成的格局下,其激进经济手段多头并举与支撑其行为的伦理依据之单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基辛格在新著《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中指出的“你越是靠近可能性外缘,就越冒风险,因为你单枪匹马”一语的注脚[18]。因此,在美国“虽千万人,我独往”奋激情境中,中国倒可以解除某种战略孤寂感,不妨在传播场域中自纳于众声之境。

弗朗西斯·福山曾因冷战结束而断定“历史已经终结”[19],这种以“主义”和“阵营”为标志物的格局论断已被现实打脸,连他自己都收回了这个轻言,其伦理的破绽再次由特朗普主张(暂不言主义)以艳张其帜的方式戏剧性宣世于时的,哪怕现存世界政治制度的大辂是美国锻造的,但现在美一概都认为“不公正”“有损美国”,从联合国组织到WTO,从气象公约到北约防务,概莫能外。与中国经贸关系当然首当其冲。其话语伦理的核心就是:环球各国,不管对方政治制度如何,谁让我“吃亏”(有赤字),谁就是“不公”(占便宜)、“不义”(不守信)、“不仁”(抢饭碗)。这种降格到原始交易水平的小农心理和伦理依据,居然在获得了多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被纳入国策依据,也许是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对诺奖新科得主塞勒非理性经济行为(Irrational economic behavior)理论的某种误读,显示了“厌恶损失的心理解释赋予效应”[20]。就经济学常识而言,仅就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所获的“铸币税”(Coinage tax)占了世界数以万亿美元计的“便宜”一项[21],“便宜”二字的砝碼到底偏向于谁就不难解读。

反观中国方面的传播话语伦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意志主张,在中方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表示“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义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22]而在白皮书发布的次日,《环球时报》发出社评《白皮书显示中国的坦荡、坚定与理性》指出“美方一直在利用其掌控的强大媒体资源,宣扬美国受到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对待,仿佛华盛顿在进行一场道义上正当、规则上合理的“拨乱反正”,以此带动美方终将打赢这场贸易战的预期。”同时指出“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约半年时间里,中方的语言表态一贯很克制,对美方打压的反制则在不过度的大前提下进行得十分坚决。”这体现着包括传播伦理在内的国家伦理主张,其逻辑并非建立于假言判断(Hypothetical judgment)之上,语义上不具有对任何国别的排斥性,包括美国。这与“阶级”“阵营”“三个世界”的传统分野观迥然相异,它具有全包容和托底性特征。就是在贸易战不断升级至新高度的时间节点上,中国大使仍然在华盛顿宣称“总体良好的中美关系是我们追求的最大结果”,中方把双方贸易争端定位于“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即使在合作中,也会有视角和方式方法的差异。”在《白皮书》里面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中美贸易对两国意义重大,对全球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争端中中国方面在传播场域所加持的伦理立场,与美方所加持的伦理立场并不存在原则上的相互排斥性,亦无冷战型的传统政治观念、阶级观念浸润,这是一个容易为人忽视但客观存在的现象级国家行为演绎。从两方所运用的热词和语料中不难找到,双方所高频共引的伦理依据显然属于泛伦理的共同范畴,如公平、正义、信用等,而泛伦理(Pan ethics)特征系立足于世人都应具备的道德品格,“不存在主体上的选择性”[23];这些行为伦理不仅应当施于主体及所有人,而且应当施于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和事业。

由此而观,两国贸易争端的话语博弈,呈现出矛盾的“伦理共引”与“极化表达”共生的状态。尽管双方似乎都认可要 “实现‘结果导向’的中美关系”[24],但是对这个概念并无清晰的路径共识,正在发生“过度强调一时一事可能导致两国总体关系跑偏的风险”[25]。

极化(Polarization)表达在传播史上有着并不鲜见的案例。群体在表达上的意识模糊性,往往形成极化传播与极化行为的破坏性能量,这在勒庞关于乌合之众的早期论述中不乏其指[26]。而这种表现的时代新特征是,美方系由精英而非乌合之众作为极化表达的官能性腔体,而中方显然采用了与美方不同的某种非对称性的极化表达方式。这种博弈表现为:有“火”少“药”与引而不发。无可讳言,中美贸易战(争端)充满了火药味,这是一个事实。根据对新浪、腾讯网民近3个月对贸易争端粉丝留言的分析,涉及“战斗”“打击”“反制”“击败”等高烈度冲突的用词频率,较之往常升高30%以上,舆论场中的情绪总体呈现忧愤状态。而据FT中文网对美方舆论场的报道分析,美方运用的好斗型、压制型、贬抑型词语更多,而且比中国更甚的是运用一些污辱型词语,如“偷窃”“强迫”(转让)“食言”“恶意”等。但是细看双方发布的信息,涉及具体事实的较少。双方真正诉诸于贸易争端仲裁机构的实际案件,并没有给人印象中的那么多。这就像有火焰而少炸药的爆炸,气焰大但缺少严重伤及建筑物和人体的弹片。

心理学上“邻避效应”(Adjacent to avoid effect)的逻辑是“A.这事很好B.影响我就是坏事”,目前中方持有的是A立场,美方则持有B立场。蓬佩奥说“美国并不想阻碍中国的发展”[26],王毅说“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确选择”[26],而中方“发展”不幸被美方认作了“赤字”的原因。因此中美贸易争端就事论事本身并无太大臧否空间,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些事,如同买不买美国大豆,本身均不涉对错。由此,导致在双方在传播伦理上情绪化的憋闷,引而不发的愠怒。而这种现象,至少不是最坏的话语对峙方式,因为在基础性的交往伦理方面,双方并不存在互斥(战争则不同)。因此,事态的走向虽然还在不确定中,但仍存在着重要的和解基础。

四、欲联无盟显示的传播伦理内卷化处境

启肇于美方,应接于中方的贸易战(争端)以其规模之巨被称为“史诗级”,其损失数量当然是巨大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有战无损的争斗,遑论战争。中方多次声明“贸易战无赢家”[27],而美方虽称“贸易战容易赢”[28],但双方启战之后即各自宣布了舔舐伤口的举动:美方宣布给豆农120亿美元补贴[29],中方宣布将从加税收入中补助受损出口企业[30]。

既然贸易方面的争斗呈现剧烈状态,按照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观念,此时各方组成话语联盟的重要性不亚于组建军事联盟[31]。可是就贸易战启动以来全球传播场域的态势来看,尚未出现明显有利于某一方的话语一致性,更不要说构建出具有道义和契约性的话语联盟。这种点对点国别开展话语博弈,鲜有其它国家合助一方的现象,为什么在美方有许多政治经济制度相同、甚至缔有军事同盟(如北约)的条件下,难以组成话语联盟呢?同样,中方在多个同样存在对美贸易盈余的其它国家当中,为什么也难以组成对美的话语同盟呢?

就话语特征来看,双方发声高频次和高强度是明显的,而传播场域中明显有利于某一方的协同与回声效应并不明显。从舆论场旁观者角度而言,除了各有利益顾忌之隐外,也符合心理学实验的责任分散效应(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实验为一对一以及多对多的对话环境,但受试者被分置各房间不能见面,只能用对讲机对话,对话内容多涉及隐私话题,对话者中有一位是实验人员。当这位实验人员假装哮喘发作需要救助时,一对一环境下,有85%的人都选择了救助,而多对多的环境下,只有35%的人选择了救助[32]。这个实验并不证明受试者伦理的缺失,而只显示人的心理在群体状态下的正常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传播场域发声主体增长到了大数据(Bib Data)量级,如果话语的某一方要组盟,以上淡漠实验结果可以说明,较之在传统传播场域内组盟要困难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美对弈有着某种“孤独求败”的对决意味,不存在打群架可能,也由于其“史诗级”烈度而没人有能力拉偏架,这也倒逼中方不企求于传统的“得道多助”觀,净化了博弈环境。

当然,淡漠实验并不能说明话语场中“欲联无盟”现象的全部原因。从媒介伦理的学术发展轨迹来分析,在世界传播场域发生巨变的背景下,媒介伦理却呈现出一种“内卷化”倾向,使自身处于尴尬之境。关于学术发展的“内卷化”(Involution)现象,康德最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区分了“内卷化”与“演化”的不同。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指出,由于某些文化要素的“内缠”“内卷”,会造成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内部精细化复杂化,但形成“有外延扩展而无内涵的发展”;二是自我复制和自我维系造成“边际报酬递减”[35]。

自从标志媒介伦理成为学说的克劳福德著作《新闻伦理》问世以来[34],百年间新闻传播伦理出现了若干进展,如公共空间论、社会责任论、公民权利论,技术赋权与人权结合论等,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当下的传播伦理,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明显的“内卷化”倾向,观念缠绕和互斥现象,充塞于传播场域,对传播行为予以伦理支撑的功能未能释放。严重的利益分化,导致国际话语交互伦理苍白甚至瓦解。

中美之间出现的“史诗级”贸易战,在网络下呈现非线性的复杂状态。充满丛林意味的传播话语不断制造出来,逐渐占领国际话语中心,克劳福德论及的“正直、公正、宽容传播”[34]成为空想。

美国精英对中国形成了“竞争对手”的集体共识,因此话语系统已完成由友善为敌视的转变[35]。“侵略”这样的军事用语已多次见于美国传播,美国贸易代表公开讲要“给中国造成痛苦”。须知,公开声明要给别人痛苦,这在人类伦理史上是罕见的。而中国的话语系统,根据人民日报2018年25篇关于中美贸易的文章的表意,则呈现了“由强硬转缓和,然后再强硬”的传播姿态,代表性的话语是“反霸凌”和“战胜”[36]。

选边站国际传播场域在“内卷化”的伦理气氛下,并无明显作为。新加坡有媒介甚至认为美国贸易“亏了求补救”的“立场朴素”[37]、但WTO审议大会却鲜明支持中国回击了对美方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指控,而同时70国也空前地对中方提出了1963个问题[38]。可以说什么是“正当,友善”这些基本问题都出现了失序性解读。非常诡异的是,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多个国际发声体,就中美贸易战所发声的重点为两个,一是美国行为会“误伤自己”,二是引起世界范围的贸易萎缩[39],当然亦有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发文指出(中国)挑战就是美国的机会[40],但就是没有对主要争端对象国--中国的损失严重性作出具有同情心的评估和道义声援。这就像面对一个街头顽少打人时,劝止者所用的伦理居然是:“嗨,小心你打痛了自己的手”一样。

传播技术的进步,也造成了传播伦理的复杂化缠绕。凯文·凯利说技术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赋权”[41]。无论是西式的契约社会还是东方的熟人社会,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伦理共同体。但是赋权使得无数的个人场景形成无数的利益主张和表意象征,这些行为的非传统化特征,使得各国法规缠绕,反而使得“破法而行”成为不得不为的传播潜伦理。

信息“冷接受”的状态,也造成畸形的伦理耐受性。费瑟斯通讲信息使受众对“现实影像化”[42]。当下富媒体形成的多元信息,从伦理角度经常打破常理、常识、常情。因此,影射于人心灵的场景,心理学上讲的“灰亮比”(Gray ratio)比例普遍发生了改变。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美国人对不正当事件的反应,逐年呈趋低的反应值,哪怕拉斯维加斯几十人被枪杀,并不影响人们去赌城消费。在网络信息方面,受众较普遍对残酷、虐待一类信息表示“要看”,初看的反应是“哎呀”一声,然后“淡然”。所以出现很多冷眼接受鲁迅说过的“人血馒头”场面的现象[43],这种伦理内卷化的生活场景普遍存在。

基于人性与理性的伦理规训本应走向接地气之途的伦理学术,在传播伦理研究精致化和内卷化的道路上陷入了迷思。体现在传播伦理学学术上,呈现于美国社会学家格尔茨所说的“过密型的增长”,然而又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样的普遍内卷化特征上[44]。所以,希冀在中美贸易战方面得到强大和明显的国际舆论支持,这是一种良善而杳无边际的期求。

自古罗马《尼各马各伦理学》创立已来,世界上的“大同伦理”就一直是一个理想。现在我国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传播伦理。因此,近年出现了若干国际传播要体现“求大同、存大异”的伦理研究类别。但是,这些概略化的研究还有待形成成熟的、公认的体系并作用于国际。基于人性与理性的伦理规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匹配的传播伦理,有着“去魅化”的旨归期待,以回归中国伦理学者罗国杰先生的初心式主张:“伦理,以善为核心的学问”[45],用于熨平伦理应用内卷化倾向,这是可有待实施的选项。

五、小 结

历史上曾出现16次新兴大国和既有大国相遇的案例。在这16个案例中,12次以战争或冲突收场,其余4次实现了相对和平的过渡。中美贸易争端显然属于冲突,虽尚未走向全面冲突,但话语冲突的烈度与走向值得重视。

中美贸易争端所启示的方面多样。其中,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匹配的伦理,包括传播话语中体现的媒介伦理,是一个现实性与理论性紧迫的问题。其核心是对于互斥意义的话题,要从温暖的、善意的、积极的方向去推动,用中立、平衡、包容的眼光去解读各种争端,包括贸易争端。这种体现人文主义的主张,希望伴随贸易战硝烟的终将散去而落地,不再呈现内卷化的理念缠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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