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价值取向

所属栏目:人类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8-12-01 12:27:32 论文作者:佚名
摘要:在西方历史上,文化人类学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思想积累过程,这一学说关注人种差异、种族差异和文化差异,20世纪初以来,美国和西方影视节目深受文化人类学思想的影响,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由此而产生,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也产生了《藏北人家》、《神鹿
摘要:在西方历史上,文化人类学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思想积累过程,这一学说关注人种差异、种族差异和文化差异,20世纪初以来,美国和西方影视节目深受文化人类学思想的影响,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由此而产生,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也产生了《藏北人家》、《神鹿呀,我们的神鹿》等优秀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因其理论视角的独特,开启了人们对文化习俗、种族差异以及制度差异等问题的深度思考,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记录片创作;思想价值
  中图分类号:G206.2;C9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12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 第25卷 第3期 柯 泽:论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价值取向
  
  
  一、文化人类学的学术旨趣
  
  人类学也称作民族学,广义的人类学就是指文化人类学,它是研究人与文化的科学,或者说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人的科学,影视艺术深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
  文化人类学是18世纪前后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科,它主要关注各个民族的种族差异、文化习俗,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为什么18世纪前后西方学术界会兴起这样一种文化人类学呢?我们知道,像英法这些老牌的欧洲国家,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变得先进强大,也开始不断向境外殖民,向非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殖民,因为殖民,就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包括了解各种族间、人种间的差异,这种客观的需要推动了一些学者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为本国政府更有效地去统治或者融入当地文化提供理论依据,这是一种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
  但是我们说对于其他种族、其他人种,包括对其他民族文化习俗的了解也体现着人所共有的好奇心。作为人类,我们本能地希望了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他们有什么样的文化,这些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文化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等问题,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人类认识过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各种文化千姿百态,千差万别,这些差异是怎么形成的?扩而大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进化、制度进化有没有一定的普遍的规律?为什么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差别依然这么大?比如一些国家能够建立起民主制度,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却仍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这是由什么决定的?
  我们说人类学已经广泛涉及到这些领域。其实,在文化人类学诞生之前,西方思想家就对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比如意大利思想家维柯(1688-1744年)写过一本《新科学》(1725年)\[1\],这本跨世纪的著作讨论了文化进化、制度进化的问题。维柯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一种表现。比如,在人类社会中,不管民族多么遥远,多么原始,都会保存某些文化形态,例如人一出生要有洗礼,结婚要有婚礼,死亡要有葬礼,这就是一种习俗,一种文化,不管一个民族如何原始,如何落后,在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这样一种习俗或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最初的制度建构,这种制度建构就是为了避免使人类回到那种野蛮的状态,这里表面上是在探讨文化习俗问题,实际上是在探讨人类社会最初的制度起源问题。
  又如,孟德斯鸠(1689-1755年)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这部著作也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世界上各地各个民族的习俗风俗形成的影响因素\[2\]。他很大程度上把世界上各地不同民族的习俗风俗形成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地理因素、气候因素,他甚至认为气候的炎热与寒冷,地处寒带或地处热带也会影响一个民族的性格。再如,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年)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作《历史研究》\[3\],他在这本书中把文明的产生也归结为地理因素,他认为文明诞生于人们对艰苦环境的应战和挑战,各个民族对环境的应战和挑战的机制是不同的,这种机制的不同决定了各民族文明发展进程的差异。
  黑格尔(1770-1831年)在《历史哲学》中也对各个民族的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比较研究,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4\],所谓历史的比较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比较。比如,他谈到中国的民族性格,对中国的民族性格不抱乐观态度的,有很多负面的评价,这也是西方对当时中国认识的一个必然发展。我们知道,在黑格尔之前,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伏尔泰、狄德罗对中国的文化是顶礼膜拜的,其实那时中国的文化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那样一种体制,那样一种伦理也是非常进步的,尤其是沿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确保了在这样一个千年帝国中最优秀的人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仕途,能够参与国家的管理,而不问家庭出生,正是靠着这样的科举制度,皇帝能够保证选拔到最优秀的人才,帝国得以延续,而在欧洲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它们搞的是世袭制度。但是西方文化和制度在不断进步,它们先后发生了深刻的思想革命、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我们中国在文化和制度上开始落后了。黑格尔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的这种停滞,所以在《历史哲学》中他对中国文化和制度,包括对中国人的性格和心理作了非常负面的评价。黑格尔非常关注世界各地各民族的这种民族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它的著作《历史哲学》其实就是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各地、各国各民族的不同的性格差异,当然它带有白人中心的思想,实际上很多人认为黑格尔的思想也为后来纳粹种族主义埋下了思想祸根,黑格尔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实际上种族主义是有其历史上的思想渊源及思想脉络的。
  像人种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甚至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制度差异,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学研究的课题。关于人种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的研究其实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只不过18世纪兴起的人类学对此进行了更为精细集中的研究而已。
  
  二、早期文化人类学纪录片
  
  当电影艺术发明之后,一些电影工作者就比较早地利用摄影机、摄像机来记录各个民族的文化、习俗、语言和制度,形成了我们所要谈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所谓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我们说主要是应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方法作为指导,拍摄的一些纪录片,这些纪录片都是关注某些特定民族的文化、习俗、当然也包括不同民族的制度\[5\]。   20世纪初期开始,西方一些电影工作者开始应用电影手段去记录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性、生活习惯、风俗、语言、宗教以及艺术这些东西,开始关注这些东西。我们知道电影作为一种很直观的艺术,很适合去记录和表现这些东西。早期最著名的文化人类学电影编导是美国纪录片大师弗拉哈迪,弗拉哈迪出生于一个采矿工程师之家,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采矿工程师。弗拉哈迪(1884-1951年)是一个比较具有反叛精神的人,一个西方文化的反叛者,在上个世纪初,他已经感觉到西方工业文明对其他偏远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影响,后来他投身于纪录片导演这个行当,他认为很多少数民族的习俗有其独特的价值,不应该被西方工业社会所侵扰。他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认识了一些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又叫因纽特人,这些人生活在北极严寒的自然条件下,主要是以捕鱼为生,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渔猎文化,于是他萌生了拍摄爱斯基摩人的想法。他和他们生活了很长时间,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日常劳作和习俗,尤其是为了生存去捕鱼的艰辛历程,拍摄了一部电影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1922年),这个纪录片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北方的纳努克》讲述的是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的故事,爱斯基摩人是当地的土著民族,他们也被叫做吃生肉的人,就是说那个民族很古老,是一种很原始的民族。这个民族常年生活在北极严寒的气候环境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宗教,其实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独特的,是以捕鱼为生的,那么《北方的纳努克》就是记录这样一个民族的,记录这个民族所独有的生活方式、渔猎方式以及他们的文化信仰。他通过摄像机记录下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北方的纳努克》后来在美国公映获得了巨大成功,弗拉哈迪因此成为人类学纪录片的“始作俑者”,至今在人类学纪录片历史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人类学纪录片有两种取向,一种是纯粹用于学术研究性质的,真实记录与再现各地区各民族的习俗、风俗和独特的文化;另外一种主要偏重于审美的,面向大众的。《北方的纳努克》因为是早期作品,没有那么明显的划分,这部纪录片既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也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当然由于那时的影像记录手段落后,这类纪录片的审美价值也是有限的。
  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产生了比较多的这种人类学纪录片,比如美国人类学界有一个著名的大师级人物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年),她于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在她23岁时就孤身一人,带上摄影机到南太平洋群岛进行人类学考察,她把当地的民俗习惯都记录下来用于研究,拍摄了大量关于萨摩亚人的素材,这些素材后来被编辑制作成六部电影纪录片,此类纪录片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具有比较高的文化保存、文化研究价值。另外一类是偏重于审美类的,就是以艺术的形式拍下来,在介绍某一特定民族的生存方式、文化的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一种审美享受,当然也会带来启发和思考。
  我国拍摄人类学纪录片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195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手,配合民族调查工作,深入到许多少数民族中,以凉山彝族、佤族、黎族以及苦聪人等众多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为素材拍摄了一批人类学的纪录片,记录了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他们的习俗文化,这些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主要是为当时的民族普查工作服务的。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了《丝绸之路》(1980年,共17集),《话说长江》(1983年,共25集),《话说运河》(1986年,共35集),以及《望长城》(1991年,共4部,12集)等一批优秀大型电视节目,如《话说运河》记录了运河的历史,运河两边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又如《话说长江》探寻长江源头,不仅展现长江两岸的社会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节目还深入到长江沿岸人们的精神风貌之中,这些电视节目已经有了人类学影片的倾向。特别是90年代初期拍的《望长城》,节目更深地延伸到民族心理结构和民族文化心理中,节目中有很多内容是关于长城地域范围内独特的民风民俗,还有众多节日文化、节日习俗以及民间艺术的展示,这样的纪录片确实已经具备了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但是它们还不能称作真正的人类学纪录片。
  三、中国当代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创作
  
  对其他民族、对其他人种的关注,对这种文化间、种族间差异的关注,最后上升到对制度差异的关注,这种关注是由人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所决定的,这些都是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主题,而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往往是文化传播的一种范本,这样的纪录片给我们很多思考。文化问题、制度问题等都是大问题,电视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广泛地介入到语言、文化、习俗,非常生动形象地展示这些东西,它不同于理论论说,可以让人很直观地思考很多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优秀电视纪录片编导开始将电视镜头聚焦在那些边缘地域、边缘文化中的边缘人群身上,去展示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并有意识地去开掘这些故事背后的文化人类学含义,中国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创作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丰收。
  在中国当代人类学纪录片创作领域,较早产生影响的是四川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拍摄了一批成功的人类学纪录片,比如《藏北人家》(1991年,王海兵),《古堡的故事》(1996年张胜庸),《三节草》(1997年,梁碧波,成都经济电视台)等,这些纪录片有意识地将文化人类学的思观点贯穿到纪录片的创作当中去,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四川因此也成为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的重镇。
  《藏北人家》是四川电视台编导王海兵执导的作品,该作品获1991年第一届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 ,该片特别关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纪录了藏民措达一家人一天的生活,力图展示这个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以及精神风貌,努力探求这个民族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形成的地理、气候等原因。《藏北人家》是一部偏重审美的人类学纪录片,编导在此片中并不是抱着一种猎奇的眼光去关注藏北牧民的生活,而是以一种平等、客观的态度去真实地记录以措达为代表的藏北牧民,记录他们的生活状况、生产方式、语言、宗教和习俗,包括他们每天吃的食物,编导都不厌其烦地、非常具体地予以介绍,诸如吃羊肉、粘粑等过程,包括他们的牧羊方式。不仅如此,编导还不厌其烦地展示他们的精神状态,这样一种平等的视角是一种人类学的视角。编导还有意在探讨藏民的性格、信仰跟环境的关系,跟当地海拔高、气候严寒之类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取材和角度的独特性使《藏北人家》具有了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中国中央电视台一直十分重视对民族文化题材的开发,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电视台先后设立了《祖国各地》(1979年)、《民族之林》(1984年)、《兄弟民族》等电视栏目,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先后创立了《地方台30分钟》、《中华民族》等优秀栏目,在这些常规化播出的电视栏目中产生了许多具有人类学特征的优秀电视节目。这样的文化氛围最终催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
  《神鹿呀,我们的神鹿》(1997年)是中央电视台编导孙曾田于1997年拍摄的另外一部出色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该片获第二届柏努国际传记片电影节评委会大奖,1998年德国柏林人类学电影节评委大奖。孙曾田早在1992年还拍摄了另外一部重要的人类学纪录片《最后的山神》,获1993年亚广联大奖。
  《神鹿呀,我们的神鹿》中的主角柳芭是一个“文化边缘人”的形象。作为少数民族鄂温克民族中的一员,她曾经努力融入现代主流文明之中,但是这个过程充满了挣扎和痛苦,她的命运实际上就是他们民族的命运,她的个人痛苦也是他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逃避的精神炼狱,她的痛苦源于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的冲突,现代生活方式与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编导真实纪录和表现了柳芭痛苦的精神历程,并对这样一个“文化边缘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编导并没有一味礼赞现代文明,反而对现代文明进程之中弱势文明的命运表达了深切的隐忧,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也是这部纪录片感人的力量所在。
  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一个历史上生活在大兴安岭深林里的鄂温克少数民族的故事,这个民族人数很少,生活在在大兴安岭森林里面,历史上就是过着游牧生活,就是以养鹿为生,那种生活方式是很独特的。就在这个大兴安岭森林里出了第一个女大学生,叫柳巴,经过刻苦学习,当年考上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系,是那个民族培养出来的唯一一个大学生,那个民族能产生一个女大学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她从小在深林中长大,那里的一草一木,包括他们民族的文化已经融入到她的整个血液当中,离开了生她养她的深林之后,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她怎么都融入不到主流文化的氛围当中,她的心灵处于一种痛苦之中,她大学毕业后到了一个出版社去工作,但是她总是想念生她养她的大森林,思念那种独特生活方式,最后毅然辞掉工作回到了她们的部族,跟他们家人生活在一起了。但是回去后又有其它问题出来,她又不被自己家人理解,她自己本身也很难融入本民族了生活里了,实际上她成了一个文化边缘人。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现代化进程当中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反映到人的内心世界、心理世界,以及它所造成的一种痛苦。
  其实这种痛苦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它也是个人无法抗拒的。当然这个纪录片最后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就是说柳芭在回家之后又经历了好多流浪,路途中遇到一个大她很多岁的汉人小伙子,这个汉人小伙子很老实本分,也很爱她,后来他们就结合了。在家里那个小伙子什么都不让柳芭做,就让她呆在家里画画,非常细致地照顾她。后来正好在柳芭生孩子的那一天,柳芭母亲家养的那头神鹿因为难产死掉了,柳芭一家几代人靠这只神鹿哺育后代,靠这些鹿得以生存。在节目中神鹿其实是鄂温克民族文化的象征,神鹿之死其实隐喻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独有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化的无情进程中结束了,画上了一个句号,而孩子的出生则隐喻着新生活、新文化的开始。
  节目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冲突,一种心灵的痛苦,但是冲突的背后是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一个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现代化进程当中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弱不禁风,那样的不堪一击,它们最终要被现代文明、主流文明所碾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文化的冲突及文明的冲突最终转化成主人公内心的冲突和痛苦。这就是文明的冲突问题,文明的交融问题,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问题。这里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文化人类学的思想观点。
  其实,文化人类学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人类从古代走过来,是何等渺小又是何等坚韧,在那样恶劣的深山老林的环境中,鄂温克这样一个少数民族靠养殖鹿生存,一代一代地繁衍,一代一代地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文化,这样的一个民族繁衍延续下来是何等的艰难,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个民族又将何去何从?我们说,每个民族所面临的境遇都不一样,这些文化是怎样产生,怎样形成,怎样流传,又是怎样跟现代化接轨的?我们最先进的文化,最先进的制度又将如何产生?在鄂温克这样的游牧民族中能够产生现代化吗?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人类又是很渺小的。
  但是,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使是在最严酷的环境之下,即使是在最落后的生产方式之下,我们与生育我们、养育我们的地域文化之间所形成的感情,所形成的文化纽带又是挥之不去的,这就是作为人的一种悖论。这样的片子具有这么强的生命力,那么受欢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节目中暗含着一种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特别是一种文化人类学的思想价值。可以看出,编导是有意识地从这个角度拍摄这部片子的。
  四、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思想价值
  
  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魅力一方面源于人类学丰富深刻的学术思想,由于这些学术思想的介入,人们在观赏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同时,也开启了人们对于文化、习俗以及制度等问题的深度思考。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魅力也源于人类学严谨的记录理念和记录手段,纪录片编导在纪录片创作时严格遵循人类学学者所恪守的记录理念和记录手段,往往使观众在观赏这类纪录片时能够超越编导的主观表达意图。
  日本纪录片编导山衫忠夫曾经拍摄过一部纪录片《鸟葬之国》,讲述的是尼泊尔的一种叫做“天葬”的葬礼习俗,在尼泊尔的一些地区,人死后亲人要亲自用斧子将尸体肢解,然后装在麻布袋,扔在一个特定的地点,让秃鹫来啄食。纪录片详细地记录了尼泊尔这个民族“天葬”的整个过程,为什么要拍摄这个呢?这个纪录片的意义在哪里?其实这样的纪录片已经具有了人类学的视野,它特意去展示一些特定民族的特定习俗和风俗,去探讨一种民族文化。但是这样的纪录片所展示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习俗和文化,在这些习俗和文化的背后还有许多更为深刻的东西。   我们对西方人类学总是有一些误解,认为他们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白人至上主义的,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他们是抱着猎奇的态度去欣赏和展示其它主要是弱小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其实真正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并不是这样一种态度。
  我们回顾一下人类学的一些经典著作,比如说摩尔根的《原始社会》\[6\],这部重要著作首先提到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认为人类社会分为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他通过一系列的考古考证得出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暗含着文化进化和历史进步的观点,这是一种非常严谨的学术态度,得出这个结论是要经过非常艰苦的考证的。他为什么要去研究那些古代原始部落呢?不是猎奇,而是为了发现这种文化和历史进化的规律,这种思想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即生物物种是不断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其机制就是竞争,这些思想家在历史上提出这样的观点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我们知道,达尔文提出“人猿共祖”,颠覆了西方“人类由上帝创造的”观点,可谓惊世骇俗。同样,这并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在研究人类发展和进化规律。生物进化论还影响了其它学科的发展,也影响了摩尔根的思想发展,摩尔根从进化论得到启发,认为人类的文化、文明以及制度也是进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类发展学说也从达尔文和摩尔根那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人类学另外一部经典著作就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7\],其中提到了很多文化进化的观点,比如他提出“民族心理的一致说”,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他们的心理活动规律大致是相同的,无论白人黑人,古代人和现代人,人们的生活环境大致相似决定了人们的心理活动规律大致也是相同的。但怎样解释文化和文明的差异呢?泰勒的解释是,有些民族文化发展快一些,有些民族慢一些,但文化的发展是殊途同归的,最终会达到一个目的,即西方历史哲学为人们勾勒的文化、文明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人的自由,人的解放。
  西方人类学家对其它民族的研究并不是猎奇的,而是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像这种对于人类文化和文明进程的考察,追根溯源,它是一种很高级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最后被归纳到历史哲学的研究范畴。这并不是抽象的,也并不是与现实生活无关,相反人类学的学术追求与现实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文化的问题最终会落实到制度的问题。
  优秀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同样是抱着十分严肃的态度去再现和表现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的,我们从文化人类学著作以及从文化人类学纪录片中应该可以获得很多深刻的启示。比如,许多看了《藏北人家》的人都会认为藏民的这种生活方式是由他们特殊的地理历史,包括气候环境造成的,但又会思考,是不是特殊的地理历史气候环境造就了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就应该永远这样下去呢?他们的孩子没有上学,没有学文化,祖祖辈辈都维持在那么低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这是否就代表着人类的发展方向?当然编导会很苍白地赞美这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会去思考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如果一个民族完全被特殊的地理、历史、气候等环境所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在哪里?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民族,这么多的差异,这么多的区别,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因为其独特的视角和严谨的记录手段,无论创作者的主观立场如何,纪录片作品本身会给观众带来无穷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维科.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 孟德斯鸠.论发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 汤因比.历史研究\[M\]. 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5\] 张江华,李德君.影视人类学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 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莼,马 雍,马 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7\] 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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