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度\尼泊尔藏人聚居区的人类学调查

所属栏目:人类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8-12-01 12:28:02 论文作者:佚名
内容提要:在印度和尼泊尔分布着48个藏人聚居区。藏族人在和当地人的交往和互动中进行了全方位的调适。他们在多民族杂居情境中使用双语、多语的语言策略,具有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语言特征。妇女服饰适应当地气候,吸收了当地民族服饰的元素,形成了自
内容提要:在印度和尼泊尔分布着48个藏人聚居区。藏族人在和当地人的交往和互动中进行了全方位的调适。他们在多民族杂居情境中使用双语、多语的语言策略,具有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语言特征。妇女服饰适应当地气候,吸收了当地民族服饰的元素,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其宗教信仰在制度、行为、仪轨、观念和教义等层面发生了变迁。本文在对印度的措班玛和尼泊尔的保达纳斯进行的田野调查和对在印、尼的藏人进行的访谈基础上讨论了他们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和心理困惑。
  关键词:措班玛 保达纳斯 藏人聚居区
  
  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约有8万藏族人逃到了印度,被印度政府安置在西北部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的山区小镇达兰萨拉(Dharamsala)。有观点认为,目前在国外的藏人约有13万,其中在印度约有10万人,其余3万多人主要分布在尼泊尔、不丹等南亚国家,欧美一些国家也有分布。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分散在各地,除了佛教圣地比较集中以外,南方也较集中。呈现出“整体分散、相对集中”的特点。据《世界新闻评论》(World Press Re-view)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印度和尼泊尔共有48个藏人聚居地,每年仍然有3500人在加入他们的行列。在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难民接待中心(Refugee Receptt’on Center),每周有50名难民被重新安置。另据联合国难民事务局(The UN Refugee Agency)的统计,截至2001年底,在印藏人已达11万,分布在35个藏人聚居地,每年新增1000多名;在尼泊尔约有2万流亡藏人分布在13个藏人聚居区内,但也有统计显示在尼藏人已超过3万。据印度和尼泊尔的一些藏族人估计,境外藏人已达30万。
  在过去的50年里,这些客居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已经繁衍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但一直不具有合法的公民身份,那他们的生活境况如何?他们在和当地民族的交往和互动中发生了怎样的文化变迁?笔者于2008年1月5日至2月5日对印度和尼泊尔的多个藏人聚居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重点是位于印度喜马偕尔邦中部曼底市(Mandi)附近的措班玛(TsoPema)以及尼泊尔的保达纳斯(Boudhanath)。本文主要以措班玛和保达纳斯的藏人社区为例来探讨其语言、服饰和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变迁、生活现状、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与当地民族的文化冲突和对未来的困惑、担忧与期望。
  
  一、人文环境
  
  生活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主要从事农业、旅游业、商业和服务行业。在笔者走访过的藏人社区里,每个区都有寺院。寺院成为他们的生活中心。大多数寺院和国内寺院有从属关系,国内的为母寺,境外的为子寺。这里的寺院与国内寺院相比显得有些冷清。措班玛和保达纳斯的情况亦如此。
  措班玛⑤位于距曼底市25公里处的喜马拉雅山西端山脚下,海拔1350米。藏人认为这里是西藏密宗祖师莲花生大师⑥的诞生地。关于措班玛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公元8世纪,莲花生大师和其智慧空行母,当时西印度国王的公主“曼达拉娃”(Mandarava)在一起修行。国王得知后十分气愤,命令手下把他们二人烧死。大臣遵照国王的旨意,架起柴堆点燃了熊熊大火。但莲花生大师以神通力将火海变成一个美丽的湖,并坐于湖中莲花上修行,“措班玛”(莲花湖)之名由此而来。据史料记载,莲花生大师有五位空行母,曼达拉娃是其中之一。至今在措班玛环湖路西侧有莲花生大师和曼达拉娃的修行洞。
  莲花湖周围寺院环绕,主要是宁玛派和主巴噶举派的。一切建筑呈圆周式布局,不管是寺院还是民居,都环湖而建,以便于人们顺时针绕湖,这是许多西藏寺院建筑布局的最大特点,如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保达大佛塔、拉萨的大昭寺、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境内的桑耶寺等。莲花湖西面山上有许多莲师的闭关洞和其他修行圣迹,半山腰的莲花生大师像尚未完工。这些圣迹吸引着各国藏传佛教弟子来此朝拜,使措班玛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小镇,旅游业成为这一地区的支柱产业。每年农历正月“神变月”期间,各寺院都要举行祈愿大法会,各国信众前来参加、朝拜。一些大活佛定期来此举行法会、灌顶等佛事活动,如2007年直贡噶举法王即曾到此。
  保达纳斯藏语称“嘉绒卡雪”,是全世界最大的圆佛塔,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市东北约六公里处,是加德满都市现存的四大佛塔之一,白色覆钵上建有方形塔,四面画有巨大的佛眼,表示佛法无边,无所不见。保达纳斯是藏人在尼泊尔的聚居区之一,同时也是各国佛教信徒集居的地方,形成民族杂居区。
  
  二、文化变迁:语言、服饰和宗教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社区除藏人以外,也有外来游客和暂住人口,形成多民族杂居区,因此人口流动性大,民族成分复杂。与我国国内的藏区相比,这里的藏人在语言、服饰、宗教等方面发生了许多调适与变迁。
  (一)语言策略的调适
  在语言方面,存在着十分有趣的“双语”和“多语”现象,表现出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征。这些语言现象在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单语地区是缺失的,因此很值得去观察和研究。在这里,藏族人会讲印地语,印度人会讲藏语,同时英语是官方语言之一,因此英语又是他们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许多藏人会讲两三种以上的语言,在交际中多语交叉并用、频繁转换,有时甚至各种语言语汇混用,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许多人能有效地应用“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语言策略,根据对方的母语迅速做出语言角色的调整。如印度人对藏人讲话多用藏语,而藏人对印度人讲话多用印地语,英语主要用于和从其他国家来此旅游的西方人之间的交流,藏人和当地人之间交流时并不常使用。藏人的英语口语受母语藏语和印地语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颤音和印巴英语方言的语调。
  昂文索南是莲花湖宾馆(Lotus Lake Hotel)的经理,宾馆由孜噶主巴噶举寺经营。2008年时他25岁,出家三年,在印度已有六年,老家在西藏昌都。他能流利地用藏语、印地语、汉语、英语和法语等多种语言交流。这几种语言都是他的工作语言,除藏语外,其他语言是在和游客交流过程中习得的。他和笔者交谈时用英语或汉语,或双语交叉并用,和英语国家来的旅客交谈时用英语,随后和一位法国女士讲话时立即改讲法语。这一在短时间内熟练转换各种语言的语言策略无疑提高了他本人及其宾馆与客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度,也为自己赢得了很多外国朋友和固定的供养人。
  孜噶主巴噶举寺的寺主秋楚仁波切藏语、英语流利,汉语也很好,他在交谈中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语言的方便原则,即用什么语言表达方便,就用什么语言。
  伦珠,38岁,青海省贵德县人。他八岁时在家乡的一座寺院出家,后和同伴一起跑到印度,在那里生活五年后,又去尼泊尔,在尼泊尔生活也已五年多。由于一个特殊的缘分,他已经还俗,现奔波于尼泊尔和印度之间做生意,也做导游,对印度和尼泊尔的各藏人聚居区相当熟悉。伦珠的母语是藏语, 但能讲相当流利的印地语和尼泊尔语,汉语也很好,还略通英语。
  仁增,50多岁,青海省贵德县人。他在尼泊尔做生意已有十多年,开有一家私人公司“尼泊尔国际能源开发尼达有限公司”,出售适用于各种电器的太阳能发电机以及电池。他讲藏语、尼泊尔语和汉语,略懂英语。
  卓玛,24岁,莲花湖宾馆的服务员,来自四川德格。她能讲藏语和英语,但汉语不太流利。莲花湖宾馆餐厅雇的五个来自菩提伽耶①的印度男子都会讲印地语和藏语,其中一个英语流利。措班玛环湖路边摆摊出售鱼食以及煨桑或火供用的木柴等物品的一些藏族老年妇女,为招揽生意也掌握了简单的英语对话。在尼泊尔蓝毗尼园内,笔者碰到几个十岁左右的当地少年一路跟随乞讨,一边走一边用汉语念诵“南无阿弥陀佛”或“嘛呢呗咪畔”。在尼泊尔保达大佛塔周围由当地人开办的商店中,笔者碰到多个会讲、汉语和藏语的店主。
  语言策略是任何一个民族在异文化环境下最基本的生存调适手段,如果尼泊尔商务签证,儿子在中国内地上大学,妻子两年前才从国内来到尼泊尔。他计划再做几年生意后回国。仁增说持中国护照能更自由地往返于中尼之间做生意,生活的自由度比难民好许多。
  2005年夏,笔者的一个朋友在鹿野苑附近的中华佛寺里见过一名中国僧人,并在其僧房留宿,当时他生活拮据,对离开家乡颇感后悔,见到来自中国内地的人如同见到亲人,十分激动。他在外几十年没回过家,也从未跟家人有书信和其他方式的联系。对于他国内的亲人来说,自他离家的那天起,他就“永远地失踪”了。他的家乡塔尔寺一带本是佛法昌盛之地,他却历尽千辛万苦跑到印度,在印度几十年间的宗教修行就一句“嘛呢呗咪畔”。2008年1月笔者一行再次来到这里时,据一位主事的印度僧人讲,这位中国僧人已于2007年8月26日圆寂,享年七十多岁。
  卓玛,24岁,莲花湖宾馆服务员,一年前随家人来到了措班玛,目前还没有对象,但她告诉笔者,她不喜欢印度小伙子,想找一个藏族人,但找到理想的比较困难。她对于在印度的生活并不满意,觉得比较落后,但目前还没有返回国内的打算。卓玛在女性中具有代表性,即女性大都是通过家庭关系来到印度的,并且多数人仍然依赖于家庭关系网络从事服务行业,而男性更多地利用社会网络从事商业和其他行业。
  笔者在与生活在印、尼两国的藏人接触中,不难感受到他们对自己处境的忧虑和对未来的担忧。据联合国的调查资料显示,印度人享受政府发放的食品卡,可以较低的价格买到政府补贴的食物。在印度的藏人虽然也享受同等待遇,但很多人仍然在为维持基本生活而奋斗,有些人生活拮据,甚至在温饱线上挣扎。也有人担心印度政府将来是否还会保持对他们的各项政策。目前,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境外的宗教自由政策,另一方面又承受着生活和工作上的巨大压力。他们不能拥有合法的居住权、和当地人同样的公民权,只有仅限于农业、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的有限自由和有限的生存空间。如今第二、三、四代的藏人从来没有到过国内藏区,对自己家乡的了解只是通过老人的记忆和口头叙述,或通过国外的媒体宣传间接获得,和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甚至不会讲藏语。那么藏人想要保护和传承自己传统文化的梦想是否会落空?老年人所熟知的珍贵的口述史在代际传承过程中是否会丢失和变异?作为一个生活在国外的如此庞大的藏族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文化变迁和其他许多现实问题都值得我国社会学界、民族学界、藏学界和人类学界去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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