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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二胡沿革的多元性探究

所属栏目:舞蹈表演论文 发布日期:2018-12-12 15:37:28 论文作者:佚名

王爽

摘要:我国二胡文化源远流长,二胡作为中国音乐文化(尤其是弓弦乐器文化)的典型代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并在斑斓的文化长河中饱经洗礼与冲刷而历久弥新,逐步演变为如今极具民族特色的艺术文化形式。从我国弓弦乐器起源发展至今,二胡在经历了时代、地域变迁之后其功能多样性、创作以及演奏手法多元化愈发凸显,现当代二胡文化更是沿革了多元性发展方向。基于此,本文将基于二胡发展历程,重点对于其典型的现当代多元化发展特点进行深入阐述。

关键词:现当代艺术 二胡沿革 多元性

中图分类号:J63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3-0071-02

二胡为中国弓弦乐器的典型代表之一,以音色圆润优美、音质刚柔多变、音域宽广而跻身于独奏乐器之列。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我国二胡艺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显著的成绩,无论是实践形式的艺术演绎,还是科研方面的理论探究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理论成果方面以关于二胡演奏技法研究、二胡源流研究、二胡美学研究以及胡琴史论研究等为各领域杰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显著的多元性特征是二胡艺术得以传承的关键性因素。

一、早期发展阶段二胡的文化多元性

当前关于二胡源流考证的相关研究中萌生有两派说法,且以多数学者关于中国弓弦乐器的“中国固有说”的认同而占据上风,同时围绕弓弦乐器的起源又可追溯于击弦乐器、弹弦乐器两种起源。在唐宋时期,弓弦乐器又有嵇琴、奚琴等不同叫法,且以其前者多见于宋朝,后者多见于唐朝。民间关于二胡的叫法也较多,如胡琴、嗡子以及南胡等,且以关于胡琴名称争议颇多。史料记载中,《胡琴考略》等文中认为,胡琴应有“似琵琶而瘦”的外形特征以及弹弦、拉弦的演奏多种演奏方式;基于由竹擦奏法向马尾擦奏法的转变,唐宋以来的奚琴(抑或嵇琴)更名为胡琴,宋元后胡琴演化为具有“形如火不思”类特征的乐器,清代以后各种类型的“胡琴”,如奚琴样“胡琴”、提琴、火不思样“胡琴”等10余种不断产生,充斥于少数民族领土上[1]。《清代何时有二胡》一文中,基于明清发展过程中胡琴自南方器乐中的演变过程而推断出,二胡这一名称最晚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并同时兼具“主音二胡”“拖音二胡”之分[2]。另一方面,通过结合文化学、历史语言学方法并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可以给出关于奚琴、嵇琴及胡琴的详细考证,首先在唐宋时期,“嵇、奚”同音,奚为本字;其次,隋唐时期,“胡、奚”分别指西域及中亚部族、东胡鲜卑族后裔;再次,奚琴与中原古典弦鸣乐器具有显著不同的形态特征,故排除两者的传承性[3];最后,党项制造或传入马尾胡琴,奚琴仿之并与其弓弦配合,以此构成后期汉地二弦的长期形态。值得关注的是,上述胡琴并非今日所见的二胡,但却着实是与二胡存在密切关联的同宗乐器。

二、现当代二胡多元性发展之路

(一)20世纪上半叶二胡多元性发展之路

自20世纪上半叶西方音乐大量涌入,我国音乐新思潮逐渐萌生,自此中国音乐走上了多元性发展之路。早在20世纪初期,“学习西乐”开始作为一种思潮被新进知识分子接纳,其中学堂乐歌便为在此过程中的典型成果,同时丰富多彩的新音乐形式也迅速兴起,二胡音乐逐渐成为国乐界思潮主道之一。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诸多杰出代表践行新兴音乐主张,倡导基于二胡文化自身多元特性前提下的多种新文化诸如,如道文化、新文化、雅文化以及俗文化等,极大丰富了二胡文化的内涵。同时自“五四”新文化以来,大力提倡对于传统旧文化的深刻抵制,推行在接纳、效仿欧美体制、苏俄体制先进文化的洪流中,实现对于中国艺术文化新能量、新活力的注入[4]。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为二胡艺术发展的黄金起点,整个20世纪一百年的时间内,诸多艺术家艰苦创作,促使二胡音乐、二胡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得益于西方音乐冲击,二胡这一民族艺术得以沉积,其中不得不提及的二胡“集大成者”刘天华、瞎子阿炳、周少梅等人,为二胡艺术教育、音乐创作、演奏技术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以下将就几位代表性人物对于二胡的基础贡献进行简述。

刘天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在这里,二胡被最早列为高等学府课程之一而得以教授。在三十七余载的生命历程中,刘天华认为,他作为研究音乐之人,肩负改进国乐的责任,成立了中国国乐第一支国乐改进社,并自此成为国乐改进中坚力量。此外,参考小提琴弓结构,对二胡结构进行改制,实现了二胡弓能够松紧调节的可能性;在借鉴西洋乐器演奏技法的基础上改进了二胡演奏方法,将轮指、换把等技巧引入,极大优化了二胡演奏音乐表现力[5]。

阿炳作为民间音乐的杰出代表,其一生历经苦难,自幼随父研习民间音乐技能,对于二胡、琵琶、笛子等乐器无所不精。基于其自身阅历,通过广泛选材,阿炳创作了诸多优秀的二胡音乐作品,充分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可谓民族典范,其音乐表现手法耐人寻味、流畅自然,《二泉映月》始终为音乐舞台热门。

周少梅为民族乐器改革者杰出代表,经历反复研习后,对于二胡结构(增长琴杆,配用软弓,形成上、中、下可变换运用的“三把头胡琴”,拓宽了二胡的音域)以及二胡演奏技术(《虞舜熏风曲》中创新性将第三大板移至下把位,增加花演奏)进行了改革。此外,潜心二胡艺术教育,编著《国乐讲义》等,便于后人研习[6]。

(二)20世纪下半叶二胡多元性发展之路

中華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于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成就了文化艺术发展的优越环境,二胡也迈入了飞速发展的关键阶段。从整体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二胡演奏技法、乐曲创作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关键性时期:

第一时期,曲风表现出显著的颂扬新生活、新时代的特征。这一时期的曲风、题材都表现出显著的多样性,这也极大促进了演奏手法的提升,而演奏手法乃至整体技能的优化又会反之推动二胡创作多元化发展,以此形成良性循环。这一阶段,在继承前期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融合路线的基础上,二胡艺术又发生了进一步变革,如曲风上由过去的愤懑、悲伤等基调逐渐转向明朗、欢快基调;技法由丝弦转而金属线,使得“快弓”技法得以传播开来。代表性作品,如陆修棠《怀乡情》、陈振铎《田园春色》、刘北茂《小花鼓》等,且以刘文金《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作为二胡独奏曲里程碑式曲目,将二胡音乐专业化水平推向了新高度[7]。

第二时期,为二胡发展的瓶颈期,即“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一阶段,受政治上束缚,二胡艺术发展受制于“音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思想倾向而举步维艰,在这一阶段发展受阻。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响应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被高声贯彻。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二胡迈入了空前繁盛时期。这一时期所创作的经典音乐作品层出不穷,《姑苏春晓》《战马奔腾》《一枝花》《椰岛风情》以及《狂想曲》系列等均为本阶段代表性佳作[8]。同時,二胡教育教学以及演奏技术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各种演奏技法,如大击弓、双弦弓、敲弓、飞弓等应运而生,在丰富二胡艺术的同时,也充分彰显着新时代、新气象的中国新风貌。

三、结语

二胡自起源、初步发展、成熟发展乃至最终的繁荣发展阶段,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洗礼而经久不衰,在现当代二胡沿革过程中不难发现,二胡音乐创作对于多元性的坚守以及对于创新精神的秉承是其持续发展的根基。然而从整体来看,我国二胡艺术理论研究相对于演奏艺术还表现出明显的滞后,以创作理论尤为显著。尽管在80年代以来表现出一定的发展,但多局限于对于技艺的心得体会等方面,理论水平仍有待于提升。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围绕早期发展阶段二胡的文化多元性进行简述,然后从20世纪上半叶、下半叶二胡多元性发展之路分别出发,对于现当代二胡多元性发展之路进行研究与总结,以期对二胡文化作总结,并为其理论研究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张茜.关于现代与传统二胡差异性探讨[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05):174-175.

[2]吴树燕.现代二胡教学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J].乐器,2017,(04):48-49.

[3]毕远鹏.浅谈近现代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244-245.

[4]孙铖彬.二胡传统把位与现代把位的理论与概念[J].音乐生活,2017,(10):64-65.

[5]龙玉兰.刘天华与二胡艺术[J].韶关学院学报,2003,(04):70-73.

[6]顾晓莹.人文精神的流变在二胡曲创作与表演中的情境分析[J].作家,2013,(12):237-238.

[7]黄闻绘.二胡音乐发展多样化的现状分析[J].当代音乐,2017,(07):95-96.

[8]王艺,胡志平.20世纪中国二胡艺术的创新与发展[J].黄钟,2008,(0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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