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自由

所属栏目:戏剧与影视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8-12-12 15:45:07 论文作者:佚名
强立横【摘 要】1986年5月,128名内地歌星现身北京首都体育馆开办了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时髦的演出。当时的崔健还是个无名小卒,他上场时挽着裤腿,第一次唱《一无所有》,同时翻开了中国摇滚乐史上的第一页。青年

强立横

【摘 要】1986年5月,128名内地歌星现身北京首都体育馆开办了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时髦的演出。当时的崔健还是个无名小卒,他上场时挽着裤腿,第一次唱《一无所有》,同时翻开了中国摇滚乐史上的第一页。青年们从未听过这样的音乐形式,这种并不服务于政治的音乐形式,担负起他们对音乐的认知。以萨特、朦胧诗、蛤蟆镜、喇叭裤和自行车为标志的上世纪80年代,浪漫每天都在发生。当青年在首都体育馆从并不知道崔健要唱什么到《一无所有》一曲结束后的全场沸腾,一個新的时代开始了。

【关键词】摇滚;九十年代;消极自由;积极自由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19-0063-02

1994年12月17日晚8点,窦唯、张楚、何勇及作为嘉宾演出的唐朝乐队参加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正式开演。现场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近万名香港观众,在此之前他们很少有机会亲眼目睹来自北京的新音乐风采。在一切无法预料的情况下,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连对演出场面司空见惯的媒体和安保人员也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激动情绪中。

北京新音乐乐手们给香港带去了巨大的冲击,冲击的力量内核来自“真实”。他们首次证明偶像不是一成不变的神话,香港上万名观众疯狂于当晚“真实”的力量;他们首次证明了来自丰厚大地母亲的文化养分能让人产生新的视野和想象。香港人见到了久违的音乐本质,发现这是和灵魂相通之路,因而抛开了惯有的矜持,呐喊疯狂。

这是中国摇滚乐的巅峰,也是那个年代思想文化开放程度的巅峰。

90年代末期以后,人们从80年代大谈“理想”“人道”“精神”的层面转向了下海经商。诚然,这是“改革开放” 的必然趋势,社会生活中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是精神文化的寄托和基础,但是从世纪末的几年开始,文化思想在上层建筑的“调控”下,更趋向同质、同化和商业。摇滚的“理想”“爱”与“自由”被污名;“先锋派”与“朦胧诗”在资本与说不清道不明的上层力量的裹挟中,抹掉了自己的名字。

一、摇滚产生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战后经济开始从稳定走向繁荣,退伍的年轻士兵回到家中勤恳劳作,享受国内的和平,中产阶级的数量开始增多。这时期,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全体国民畅游在经济复苏、消费至上、科学与理性、自在乐观的海洋里。然而经验告诉我们:祥和之下,必有暗流涌动。资本主义的壮大,往往伴随着无情与残酷。在这浮华表象的背后,种族主义盛行,社会财富开始两极分化;世界上,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形势正式形成。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二战后进入大革命阶段,殖民主义衰退,帝国势力再难像20世纪以前那样在世界范围内肆意横行……在这样的背景下,裹挟着之前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巨大震荡,在“婴儿潮”出生的年青一代的灵魂中种下了“怀疑与反叛”的种子,等待着“某天”的生根发芽。

这时,埃尔维斯·普莱斯利恰到好处地出现了,当然“猫王”是他更为人熟知的称号,以及他那“淫秽下流”的“胯部舞”。“猫王”的大红大紫无疑给美国扔了成吨的TNT炸药,青少年们早已烦透了家长的“谆谆教导”,在虚伪的面纱下,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发泄口。他们不愿再接受父母安排好的安稳与优渥的生活,也不愿再跟随父母聆听那些多愁善感的“靡靡之音”,他们想要独立自由的生存空间,想要属于自己的追求与爱好。“猫王”所代表的初期摇滚乐,以简单、有力、直白和强烈的节奏给他们“反叛”的勇气,并在他们“怀疑”的种子上浇了第一滴水,“觉醒”始于此。父母们如何能不痛恨“猫王”,“下流”“不道德”“肮脏的垃圾”“带坏我们孩子的无耻之徒”……这些恶名以汹涌激烈之势袭向埃尔维斯。最初的“猫王”意气风发,看似根本不在乎“成年人”的鞭笞与唾弃,他认为,只要他的听众——那些年轻狂热的男孩女孩们依然热爱他,那么他就可以继续那套创新的舞蹈,他的经纪人也同样有恃无恐。但好景不长,形势虽不算急转直下,但民众对他的道德审判着实有增无减,经纪人为了“猫王”依旧能在市场上呼风唤雨,“退缩”了。埃尔维斯这时被应征入伍,经纪人把握住这个改变形象的“好时机”,迅速让他在服役期间改变形象。待他退伍时,当年那个油头粉面,衣着华丽中带有桀骜不驯的男人不复存在了,从兵营里出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西装革履、嗓音温柔、频频含笑的“伪君子”。从此,“猫王”再也留不住青年的心,他的名望、市场被节节蚕食,身体也不受控制地开始发福,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过“道德”社会的重重镇压,其“放浪”形象中的“自由”被“文明人”撕扯地体无完肤,让人不免心生卢梭的感慨:“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二、以赛亚·伯林与他的“自由”

谈及自由,我们无法绕开以赛亚·伯林天才般的贡献:《两种自由概念》。

所谓“两种自由”,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积极的自由,是一种想要自己治理自己,或参与控制自己生活过程的欲望;消极的自由,则是一种希求一个能自由行动范围的欲望。“积极自由”回答的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在这种意义下,自由是“去做什么的自由”;消极的自由,回答的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某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别人的干涉?”在这一意义角度,自由就是“免于去做什么的自由”。

这两种自由同样意义深刻,它们所希求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实际上,对于它们的区分意义重大,以至于可以把它们上升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意识形态冲突范围内。相信“消极自由”的信徒认为,“积极自由”的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外衣而已;而“积极自由”的观念则认为,自由是一种去过已经规定的生活形式的自由,其追求的,是所谓“秩序的自由”。

家长们对埃尔维斯的反应,一切以避免孩子受到“道德污染”的名义而阻止孩子们听“猫王”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伯林“积极自由”概念的一种裂变。

“当一个家长以各种手段强迫孩子接受教育或训导时,面对孩子的不满,他的最好借口便是:‘我这是为你好。这一简单的经验事实被无条件地予以扩充放大,便是‘积极自由背离自由的初衷而成為压制工具的裂变点,这也是我们理解伯林区分两种自由的意义的关键所在,同时也可以了解压制摇滚者的最终观念凭据。”①

主张“积极自由”的出发点是个人选择和行动不受干扰,是一般人所谓的“自我设计”“自我实现”。在这一观念之中,凡是想强迫个人改变意志或行为的东西,比如自然障碍、不合理制度、他人的意志和行为,乃至自我的“非理性”情感,都被视为应当去除的对自由的压制。

从这开始,“积极自由”出现了神奇的变化:第一,人们会发现,“积极自由”这种意志经常轻易受到诸如欲望、本能之类的误导,从而与理性的自由道路渐行渐远;第二,即便是以“自我设计”为目标的个人,用理性来规划自己自由的道路,在整个规划过程中也可能会被某些感性、非理性的因素所诱惑,不能完全达到自己理想中的自由。因此,必须存在一种更为规范、更为理性自主的道路,这条路不会被一些虚无的热情和疯狂所诱导,它会坚定不移地克服这些“非理性”困难,绝不向它们屈服。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必然会要求个人能严格自制。大部分人都没有这种意识,或不能严格控制自己从而让“理性”带领他们走向自由,所以绝大多数人从未获得过真正的“自由”。这是“积极自由”异化的关键。“积极自由”的追随者认为,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理性的意识,无知的他们必须要受到严格的教育与驯化,才能真正理解所谓“自由”的意义,才能永远走在通往“自由”的康庄大道上。因此,“自由”和“自我”的概念不能只停留于个人,而应当推己及人,扩大到集体和社会。

家长们在这种裂变的“积极自由”观念引领下,开始实施“必要的”压制。他们认为摇滚这种被激情和冲动主宰的东西,本应当被自制所抑制,“自我”之中的理性有必要出面压制那些非理性的本能和欲望,否则便是任其无知、堕落至失去自由。相应地,社会中较为优秀的分子可以以“自由”之名,义务性的以强制手段使那些背离了“真正自我”的人重新找到“自我”,使那些沉醉于非理性的冲动、欲望、乐趣的人重新回到理性的道路上来,向自由解放迈进。这种“一厢情愿”的强权,在某种程度上,对已经自我觉醒的人来说是相当可笑的。

我们说摇滚理念践行如埃尔维斯者,所有意无意保持的信念是“消极自由”也不算牵强,这是因为在同“成人世界”反摇滚浪潮的对抗中,他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消极自由”是以“人”为核心而不是“反抗”和“革命”(即便从60年代起以“滚石”“披头士”“大门”等为代表的摇滚乐扛起了“革命”的大旗,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逼无奈”,以“革命”的“手段”,确切说是以之名义,来寻找人的独立自由之道路,它实质上并没有用“自由之强权”来摧毁另一个强权以达自己“自由统治”的愿望。),所以我们可以从摇滚中看到,“消极自由”更多地是对某一领域的保守而非争夺,同“积极自由”的明显异变相比,它总是更能保持其原意,且其结果的灾难似乎更小。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概念走向了另一极端,这样的极端与现代“犬儒主义”其实并无太大差别。

三、结语

对这两种自由概念冲突的辨析,不仅对摇滚乐,扩展至整个人类文明,都有其非凡意义。“大众文化”摇滚乐的生命力如此旺盛,就在于它拥有诸如“自由概念”“道德冲突”“欲望解放(酒神与日神的辩证统一)”“权力与意识形态”等人类精神层面乃至人类文化层面的丰富内涵,这些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天然地被赋予其中,而连接这些思想的动力,正是摇滚对于音乐的革新,对艺术的无限追求,所以它并不像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大众”那么浅显。它所包含的除“自由”之外的其他概念,虽本文无法进行一一解读,但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对摇滚多层次的文化内容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注释:

①郝舫.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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