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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古今和歌集》诞生背后的权势斗争

所属栏目:戏剧与影视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8-12-12 15:46:15 论文作者:佚名

陈永岐

【摘 要】虽然《古今和歌集》是按照天皇的命令编写的和歌集,但是笔者认为其诞生背后存在着一场权势斗争。在本稿中,通过考察菅原道真与藤原时平是如何登上政治舞台。分析二者的政治主张,明确平假名、《古今和歌集》的诞生与“国风文化”的关系。诠释了其诞生背后存在的权势斗争。这场斗争正是菅原道真与藤原时平的权势之争,也是汉字与平假名,汉诗与和歌的争锋。致使日本摆脱中国文化,确立了独特的日本文化。

【关键词】《古今和歌集》;菅原道真;藤原时平;权势斗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18-0225-02

《古今和歌集》是根据醍醐天皇的敕命编撰的第一部敕撰集,编者是纪贯之、纪友则、壬生忠岑、凡河内躬恒。905年基本完成献于醍醐天皇,几经增减,于914年完成。收录了从《万叶集》到撰者们所处的时代大约140年的一千余首作品。由于贵族文化的日益成熟,万叶时代朴素雄浑的风格逐渐消失,出现了一种优美纤细、含蓄优雅的歌风。《古今和歌集》的出现,对于形成日本传统的审美意识起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古今和歌集》是一部敕撰和歌集,即是按照天皇的命令编写的歌集。但是笔者认为,在其诞生背后,存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势斗争。因此,笔者在本稿中,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探讨。一、菅原道真与藤原时平的政治主张。二、平假名、《古今和歌集》的诞生与“国风文化”。

一、菅原道真与藤原时平的政治主张

平安时代(794-1192)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从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迁移到平安京开始,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在奈良朝末期,朝廷与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激化。日本逐步完成了从古代律令制向庄园制这一封建社会新体制的过渡。律令制即将崩解,改革与贵族的既有利益相冲突,致使改革遇到阻碍。菅原道真(845-903),藤原时平(871-909)这两位权倾一时的大臣正是这场权势斗争的主人公。

平安时代国家运营的基础是模仿中国律令制,支撑律令制的是经过考试录用的官吏,《律令》的内容全部使用汉文书写,能够读写汉文是当时官吏最重要的技能。正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菅原道真845年出生于学术世家,在862年通过了“文章生”考试,菅原道真后来在诗中如此写道:“少日為秀才,光陰常不給,朋交絶言笑,妻子廃親習(后略)”,年轻时为了勤奋努力研究学问觉得时间总是不够用,几乎没有闲暇和朋友交往,甚至放弃了与妻儿愉快欢乐的时光。菅原道真对中国古典文化造诣颇深,并有独到的见解,879年成为了培养官僚机构之长“文章博士”。

与此同时,藤原时平步入政坛,他是关白太政大臣藤原基经(836-891)的长子,免试成为官僚,平步进入政权中枢。藤原时平“相貌英俊,仪表华贵”,善写和歌。藤原时平用平假名写和歌,与诸多女子谈情说爱。886年由光孝天皇(884-887在位)为其加冠举行成人礼。886年菅原道真被任命为“讃岐守”赴任讃岐国,第一次离开平安京,接触民众的生活。他将自己的震撼写入了汉诗:“鹿裘三尺弊,蝸舎一間貧,負子兼提妻,行行乞丐頻”,根据律令制,国家将土地租借给农民,征收税金,农民不堪重税,纷纷弃地逃亡。893年,菅原道真登上了参议之位,而藤原時平早在891年便登上参议之位,藤原家代代将女儿嫁入天皇家,靠姻亲关系获得权力。藤原家的女子们为了赢得天皇的青睐,注重使用平假名创作和歌。藤原时平和歌造诣颇深。平假名亦称为“女手”,是女性使用的文字,在私人场合使用。在官场等正式场合,使用汉字。菅原道真认为平假名没有价值。893年,编撰了《新撰万叶集》,特意将和歌的平假名全部换成了汉字,他坚信只有汉字能登大雅之堂。而藤原时平则喜欢平假名。菅原道真比藤原时平大26岁。菅原道真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藤原时平没有参加考试,靠家族势力直接登上高位,菅原道真对此不以为然。藤原时平,虽说敬仰菅原道真的学识,但是由于门第之差,认为自己更胜一筹。藤原时平和菅原道真就这样以不同的方式身居政要,明争暗斗。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律令制瓦解的时期,国防费用的短缺,加之贵族政治腐败,为了振兴国家,朝廷计划派出遣唐使,向中国的唐朝学习新的经验。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了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唐朝岌岌可危。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菅原道真,以“大唐凋敝”为理由,上奏建议书,为宇多天皇(887-897在位)所采纳,两国关系中断。既然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就只能靠自己摸索,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财政,菅原道真开始尝试改革税收,承认地方豪族对土地的使用权,按土地面积的大小征税,这是与土地国有制的律令制相悖的。

897年宇多天皇退位。醍醐天皇(897-930在位)登基后,藤原时平和菅原道真分别担任朝廷的左右大臣,宇多天皇写给醍醐天皇的“宽平御遗诫”写道:“左大将藤原朝臣者、功臣之後。其年雖少、已熟政理。先年於女事有所失、朕、早忘却不置於心。朕、自去春加激励、令勤公事。又已為第一之臣。能備顧問而従其輔道。新君慎之。右大将菅原朝臣、是鴻儒也。又深知政事。朕、選為博士、多受諫正。(中略)菅原朝臣、非朕之忠臣、新君之功臣乎。人功绩不可忘。新君慎之。(后略)”。菅原道真掌握了国政的主导权,但是贵族内部开始对菅原道真感到不满,在贵族来看,菅原道真要颠覆律令制的行为,是独断专行。他们在寻找新的代言人,这位新的代言人就是藤原时平。藤原时平同菅原道真的矛盾日益加深。901年,藤原时平妄说,菅原道真想要密谋废立,让醍醐天皇的胞弟齐世皇子篡位,因而策动醍醐天皇将菅原道真左迁至大宰府。藤原时平掌握了朝政的实权,902年颁布最初的“庄园整理令”,试图维护律令制。他的改革,承认地方豪族的土地所有权,按土地面积大小收取税金。这和菅原道真的改革方针几出一辙,但其实施过程步履维艰。

二、平假名、《古今和歌集》的诞生与“国风文化”

在平安时期以前,日本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汉字传入之后,在汉字影响下出现了假名。假名完全借用汉字,以汉字的音、训标记日本的语音,《万叶集》就是借用汉字音、训写成的,故史称“万叶假名”。至9世纪中叶,出现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草体化叫平假名。关于假名的发明者,历史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假名文字的诞生应该说是日本社会经过长期发展,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

假名文字诞生后,日本也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影响,开始了本民族文学的创作。9世纪中叶后,日本文坛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和歌作家,在他们的推动下,吟咏和歌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风尚。905年《古今和歌集》的问世,标志着和歌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公元905年,醍醐天皇命令纪贯之、纪友则、凡河内躬恒、壬生忠岑四人成立机构,编撰和歌集。历时九年,914年全书完成。藤原时平自小熟悉平假名,用本土的语言咏歌并在正式场合使用,向大家证明日本有不输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向官僚们宣告新时代的到来。用平假名编撰和歌集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纪淑望执笔的真名序和纪贯之所撰的假名序,系统地总结了和歌的缘起和目的,即“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花于词林者,人之在世不能无为,思虑易迁,哀乐相变,感生于志,咏形于言。是以逸者其声乐,怨者其音悲,可以述怀,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和歌”。基于这一观点,《古今和歌集》中收取了大量表达真实感情的恋歌,开创了一直恪守到19世纪晚期的贵族化的纤细和歌风格。假名序在强调和歌作为日本固有文化的意义的同时,极力提高和歌的地位。只是这种提高是针对汉诗而言的。在当时四位编撰者官职卑微,他们极力提高和歌的地位与他们的不遇处境有关,或者说,他们之所以要把和歌与汉诗相比,也同样是要实现文章经国,当然,这文章经国不是汉诗而是和歌。

和歌使用表音文字平假名才能更好地表达日本人内心的情感。藤原时平以此书大肆宣扬平假名的功用,《古今和歌集》成书以后,官僚们的中国至上的意识也改变了。平假名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后孕育了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以及随笔《枕草子》等平假名文学。因《古今和歌集》的诞生,平假名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国风文化”这一日本独有的文化开始盛行,这是日本在文化上的独立宣言。汉字与平假名互相结合使日本语言表达方式灵活丰富。可以说现代日语正是成形于当时。其后,在各个领域追求日本独有的文化,即“国风文化”开始开花结果。虽然894年随着遣唐使的停派,中日关系断绝,但是,10-11世纪,民间贸易依然活跃,中国的文化、文物作为规范、理想依然受到推崇。随着中国文化影响的扩大与渗透,日本产生了与中国相异的自我意识,开始进行基于日本人价值观的中国文化重组。国风文化诞生的原因,外来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也不容忽视贵族信仰净土宗、阴阳道,作为文化发源地平安京的变化,城乡交通的便捷,摄关政治体制下文人受领的存在,宫廷沙龙的诞生等情况。

平安时期,艺术领域在吸收外来(特别是汉唐)艺术的基础上,进入民族艺术的发展阶段,建筑、雕刻、书法、绘画和音乐都有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笔者在本稿中,考察了菅原道真与藤原时平登上政治舞台的经过,分析了二者的政治主张,明确了平假名、《古今和歌集》的诞生与“国风文化”的关系。一般认为《古今和歌集》是醍醐天皇的敕命而编辑的,其背后蕴含了菅原道真与藤原时平的权势斗争,汉字与平假名,汉诗与和歌的争锋。摆脱中国文化,确立独特的日本文化。但是针锋相对的两个人没有想到汉字与假名混合书写一直是日语的书写方式。

人们通常把奈良时代的文化成为“唐風文化”,把平安时代的文化称为“国风文化”。文化的演变和进步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尽管奈良朝的“唐风文化”是全面移植唐朝文化,唐文化对日本古代奈良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日本自身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同样,平安时代的文化,尽管称之为“国风文化”,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国风文化”的形成,实际上是日本民族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创造性地使之与本民族文化结合的过程。这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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