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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态的语言学论文,生态语言学发展研究

所属栏目:语言学论文 发布日期:2020-02-22 04:11:01 论文作者:佚名

摘要: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生态语言学目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仍争议不断。因此,本文将从生态语言学的诞生与发展、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做一个综述,以加深学者对生态语言学的认识,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 语言 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语言学的诞生与发展

作为一个由生态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交叉学科,生态语言学还是一个新兴的语言学分支。20世纪初,因首先发现文化语法相互作用的广泛多样性,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被认为是语言生态研究的第一人。学术界普遍认为,生态语言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豪根把“语言生态”定义为“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作用”(1972)。而一部分学者则觉得19世纪的德国语言历史学家Schleicher 才是研究生态语言学的第一人,他在《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 中就将生态与语言关系结合在一起,在语言系统的研究上借鉴了达尔文对动植物的研究范例(刘瑞清,1999)。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发现乔姆斯基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中也体现了生态语言学。虽说如此,豪根对“语言生态”的正式提出给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隐喻式的视角,自此,“语言生态”这一概念才被接受以及使用。1990年,韩礼德进一步提出:语言学和生态学应该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将语言学纳入生态研究之中(Halliday,1990)。20世纪末,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才真正兴起,一大批欧洲学者将生态学的问题、理论、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21世纪初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更为迅速,相关学术会议每年召开,研究组织在欧洲各国相继成立,很多网站也随之建立。

在我国,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相对较晚,著作也不多。国内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语言学家李国正,他指出汉语可以立足于生态系统中进行探索(1991)。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90年代开始,生态语言学的研究逐渐增多,集中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实践研究。理论研究多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介绍,范俊军翻译了艾尔文·菲尔的的《当代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并把译文进行发表。应用研究是将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和教学当中。冯广艺指出语言生态与语言教育密不可分(2008)。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汉语中的一些方言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肖自辉、范俊军(2011)强调建立我国自己的语言生态监测与评估系统的必要性。

二、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

学术界认为,生态语言学有两种研究模式:“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菲尔,2001;范俊军,2005;韩军,2013)。

“豪根模式”把语言和言语社团的关系隐喻地比作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社会及人决定了语言生存环境,因此语言生态学研究的就是语言与其特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生态环境是语言发展的基础,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语言才能健康发展,促进文化生态的平衡,最终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因此,语言学家指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生态平衡为依托,而语言生态平衡恰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黄国文,2016)。所以“豪根模式”也被称为“语言的生态学”。

“韩礼德模式”又被誉为“环境语言学”,认为语言的运动与自然生态有直接的联系。人类是自然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语言是人类生存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人类通过语言来反映现实和世界(韩礼德,1990:145)。因此,韩礼德强调语言学家作为语言对生态环境的研究者,必须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还指出,等级主义、增长主义、物种灭绝、污染及其他类似的问题并不只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职责所在,也是应用语言学家要关注的问(1990/2003:172)。将语言的体系和语言的运动与自然生态联系起来,“韩礼德模式”认为语言体系、政策和规划设置的重中之重都是人类社会良好的生存环境(黄国文,2016)。

虽说两种模式是目前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两种不同路径,但他们是互补的,为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与生态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

对应两种研究模式,奥地利语言学家艾尔文·菲尔提出了生态语言学的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隐喻,将特定环境中的语言与其作用关系比作某种生物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关注语言生态。另一种是非隐喻的,从生物学角度入手,注重话语与行为的生态审视和批评,认为语言为生态环境恶化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

三、生态语言学存在的问题

生态语言学虽发展势头强劲,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学科体系没有形成,学科定位仍待统一。学者们对生态语言学的属性众说纷纭,可被分为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态语言学实际上是“应用语言学”,可用于解决生态问题,将生态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相等同。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语言学是融合生态学与语言学的学科,在实际研究中会带来研究重点不明的问题。而最后一种观点认为生态语言学是一门“超学科性学科”,基于并超越生态学、语言学、哲学、生物学、认知科学等多个学科(何伟,魏榕,2018)。没有完善的学科体系,研究很难进行,因此急需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和统一的学科定位。

二是研究理论不成熟,尚待完善。生态语言学虽然出现了多种研究范式,例如上述的隐喻和非隐喻模式,但完备、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还尚未形成。因此,在明确学科属性、定位、研究范围的基础上,学界需要建立一套缜密合理的理论体系,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做有力的理论支撑。

三是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合作还不够彻底。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生态语言学不可避免地需要其他学科的参与。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而这种尝试并未有过。因此,生态语言学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与其他学科进行分工合作,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在不同学科之前求同存异,借鉴经验。

四、结语

作为语言学一个新的分支,生态语言学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因其紧密贴合时代主题,发展势头一片大好。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和领域对生态语言学做了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综述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以及问题,笔者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语言的生态保护,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Fill.A.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Language,Ecology and Environment.London:Continuum,2001.

[2]Haugen,E.The Ecology of Languag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3]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中国外语,2016(13):9.

[4]韩军。中國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述[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4):107-112.

[5]韩礼德。新的定义方式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J].应用语言学杂志,1990(6):7-172.

[6]何伟,魏榕。生态语言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J].语言文学研究,2018(4):122.

[7]冯广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语言生态问题[J].贵州社会科学,2008(4):4-8.

[8]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3):110-115.

[9]李国正。生态汉语学[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10]刘瑞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11]肖自辉,范俊军。语言生态的检测与评估体系——生态语言学应用研究[J].语言科学,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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