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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九歌》与原始宗教巫术几点关系

所属栏目:宗教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9-02-01 11:57:11 论文作者:佚名

摘要:《九歌》是楚国宗教祭祀神灵时所用的巫歌,已是自古到今研究《楚辞》学者的一致观点。其创作与楚国原始的巫术宗教有密切关系。《九歌》从篇章的结构上看是古代楚国在祭祀神灵中娱神时所唱的一种祭歌形式;从创作动机上看,是为楚国国家祭典神明的需要而创作的;《九歌》的人物与形式都充满神秘的宗教色彩。

关键词:《九歌》;宗教;巫术

《九歌》的创作与楚国原始的巫术宗教有密切关系。《九歌》乃祖述“巫音”(《吕览·侈乐篇》,为“巫舞”歌曲(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清代陈本礼《屈辞精义·九歌·发明》说:“《九歌》皆楚俗巫觋歌舞祀神之乐曲。《周礼。春官。司巫》:掌巫之政令,男曰觋,女曰巫。楚以巫祀神,亦从周典。”《九歌》是楚国宗教祭祀神灵时所用的巫歌,已是自古到今研究《楚辞》学者的一致观点,本文想讨论的是,《九歌》究竟和原始时代的宗教巫术存在哪些关联?

一、《九歌》的篇名和篇数不对等,其篇名的来历与原始宗教中祭神仪式有关,从篇章的结构上看,《九歌》是古代楚国在祭祀神灵中娱神时所唱的一种祭歌形式。

《九歌》中“九”的含义是什么?王逸的《楚辞章句》于《九歌》、《九章》都不释“九”字,而于《九辩》中曰:“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这是从玄学政教的角度来解释“九”字,不好理解。姚宽《西溪丛话》说:“歌名九,而篇名十一者,亦犹《七启》、《七发》,非以章名之类。”此话更清晰些,先秦古籍中的三、九大多不是实数,而是虚指多数和很多的意思,在《离骚》中就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九章惜诵》里的“九折臂而成醫兮”、《抽思》里的“魂一夕而九逝”等句中的“九”都不是实指。马其昶的《屈赋微》就说:“《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九者数之极,故凡甚多之数皆可以九约,其文不限于九也。”可见,《九歌》的篇名和篇目之间无必然联系。其实,《九歌》、《九辨》都是古乐曲名,在屈原作品《离骚》、《天问》中都出现过,原是楚国流传很久的乐曲,传说是天帝之乐,由禹之子夏启得之于天,用之于郊祭。《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开(即启,汉人因避景帝刘启讳而改)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天穆之野”乃夏祖先居住的地方,夏启在此地郊天祭祖,用九辯、九歌之乐配以九韶之舞。也就是说,《九歌》本是祭祖歌曲的名称,屈原的《九歌》从篇名上借用了这一曲名。《九歌》很有可能就是用于楚国祭祀活动中的一组祭歌。

如马其昶所说,《九歌》的篇名中的“九”未必是章节数目,但是章节总是多于“九”章,《九歌》的章节的基础仍是“九”章。“九”章之外多出的章节,我们可以试从宗教祭祀观点上分析,也是符合古代祭祀仪典程序的。在闻一多先生的《〈九歌〉的结构》一文中,认为《九歌》十一篇可分三类:1、祭歌:《东皇太一》、《礼魂》,2、恋歌:《东君》和《云中君》,《大司命》和《少司命》,《湘君》和《湘夫人》,《河伯》与《山鬼》。3、挽歌《国殇》。第一章《东皇太一》是迎神曲,最后一章《礼魂》是送神曲。闻一多先生从《九歌》每章节的内容、音节、篇幅上分析确立了《九歌》作为一种原始宗教的固定的祭歌形式。《九歌》是一种迎神送神的祭歌形式,也是为后世所模仿的迎送神曲,或称九歌体。这种迎送神曲本是一种原始固定模式,头尾两章迎神送神主体,中间插入客体章节,《九歌》的篇目与篇名恰好吻合。被祭的神只有东皇太一,祭东皇太一的典礼是郊祀,在其他古文献中也可以找出:“古者天子春秋祭太一东南郊”(《史记·封禅书》);“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汉书·礼乐志》)。在《汉郊祀歌》中更是:“千童罗舞成八佾,合好效欢虞(娱)太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除却迎祭的主要对象“东皇太一”以外,中间从《东君》到《山鬼》到《国殇》,便是“九歌”的内容,《礼魂》是送神曲,也作为祭神结束曲。

二、从其创作动机来看,《九歌》主旨围绕宗教祭神曲主要有两种说法。

放逐之后,屈原借祭神之曲,抒个人情怀,托以讽谏。汉代儒教盛行,王逸在《楚辞章句》卷二《九歌序》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若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王逸认为《九歌》是屈原被 放逐江南以后,就楚国南方祭祀歌舞俗曲的修改,借以寄托忧愤,讽谏楚王,因而与俗曲的“文意”不同。到了宋明时期,理学风气甚浓,文学批评好以诗言志说理,把文学和政治好为一谈。以朱熹在《楚辞集注·九歌叙》中继承王逸的观点,说:“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又说:“此卷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见其恳切之意”(《楚辞集注》卷二《九歌》),他很清晰地表达了屈原创作《九歌》的目的,即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借其祭祀俗曲,实是表达个人忠贞情怀。明代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二《九歌》中说:“以事神之心,寄吾忠君爱国缱绻不忘之意,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也。《九歌》之讽谏说对后世影响很大,有明显夸大超越《九歌》本身祭歌内涵,注入更多诗教性。

放逐之前,屈原奉王命所作,是为楚国国家祭典神明的需要而创作的。马其昶《读九歌》说:“假令原欲自言志,奚托于事神?事神乃陈已冤结,神其渎矣!其身既疏远,更欲致其敞罔不可骤晓之词为风谏,何其过计者欤?……及读《汉·郊祀志》载谷永之言……乃知《九歌》之作,原承怀王之命而作也。推其时在《离骚》前。”又《汉书·郊祀志》有记谷永说成帝拒绝祭祀方术云:“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结合马其昶观点和《汉书·郊祀志》的记载,《九歌》乃屈原奉楚怀王之命而作,而且是为王祈神助却秦军,大约作在放逐之前。郭沫若在《屈原研究》和《屈原赋今译》里也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九歌》的歌辞清新,调子愉快,是屈原还未失意时的作品。

以上两种关于《九歌》创作原由的观点,我比较赞成屈原奉王为国家祭神却秦军需要之说。一是《九歌》具有鲜明的国家祭典特征。《礼记·郊特牲》有“乡人殇”之俗,乡人行之曰“乡殇”,国家行之曰“国殇”,《九歌》里有《国殇》,可以证明它是国家祭典之歌。又据《国语·楚语》中观射父对楚昭王论祭祀的话:“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九歌》所祭的神明显不是士庶人所祀之神,《东皇太一》为天之尊神,又非下民所祀;《云中君》之言“寿宫”,也并非民间所有;《山鬼》之言“灵修”,亦非小民之称;而且《九歌》所描绘的钟鼓乐舞、华丽陈设,更非僻野所能备。按当时的等级制度,祭不越望,《九歌》不可能是楚国民间用,只能是王室所用的宗教巫歌;二是春秋战国时期,祭祀和战事并列为重要国事,“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春秋左氏传》·成十三年)。《越绝书》十二,记越王句践问于大夫文种,伐吴要怎么样才能成功?文种说有九术,第一术就是尊天地,事鬼神。《吴越春秋》记越王:“乃行第一术,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以江州。事鬼神一年,国不披灾,越王曰善哉!”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祭神与国事战事关联度极高。“诗歌跳舞和音乐都会激起战士的勇气以保护社群。”(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原始艺术》);三是从文学批评角度来说,总是将作品与政治立意、风教相关是后世文学中占统治地位儒家一言之谈,过于重视文学功能性,却易忽略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关于这个问题,文学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对《九歌》的看法也是如此。明代汪瑗《楚辞集解·九歌》说:“《九歌》之作,安知非平者所为者乎?奚必放逐之后之所作也?纵以为放逐之后之所作,又奚必讽谏君上之云乎?《九歌》之词,固不可以为无意也,亦不可以为有意也。昔人谓解杜诗者,句句字字为念君忧国之心,则杜诗扫地矣。瑗亦谓解楚辞者,句句字字为念君忧国之心,则楚辞亦扫地矣。”意思是说《九歌》还不知道是不是屈原作的呢,是屈原作的又一定是被逐以后作的吗?就算是被逐后作就一定要讽谏君王吗?读《九歌》和读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不可以不在乎意义,但过分在乎意义,字字解释为忠爱之心,也就没有意思了,这种说法是欣赏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观,是对诗教说的反拨。既从诗歌的本身意义出发,《九歌》就是一首单纯的属于国家的祭神之歌。

三、《九歌》的内容充满了神秘的宗教色彩,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说:“《楚辞·九歌》状所祀之神,几于恍惚有物矣!”所祀之神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鬼神形象。所祭的主要之神如前文所说,是东皇太一,其余为小神。

四、《九歌》在形式上被赋予更多的变数,前人学者指出《九歌》不仅仅是一首诗歌,还是一组精彩的赛神娱神的宗教歌舞剧,被奉为具有古戏剧的雏形。的确,《九歌》中包含了许多行动性的戏剧因素,有些篇章很容易使人产生戏剧情景的联想。清代陈本礼《屈辞精义》说:“《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倡而众巫和者。”陈本礼指出《九歌》的表演人員有巫有觋,表演方式多样化,有歌有舞,有群舞而歌的,有一倡众和的。闻一多的《〈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直接把其每一章都解释为歌舞剧,《东皇太一》和《礼魂》是序曲和终曲,中间九篇是原始歌剧,都是演来献祭给东皇太一这个尊神的。闻一多在《〈九歌〉的结构》中进一步给我们描绘出当时祭场上的画面:“代表东皇太一的灵保(神尸)庄严而玄默地坐在广三十步高三十丈“有文章彩镂黼黻之饰”的八觚形的紫坛上,在五音繁会之中,享用着那蕙肴兰藉,桂酒椒浆的盛馔,坛下簇拥着扮演各种神灵及其从属的童男童女,多则三百人,少亦七十人,分为九班,他们依次走到坛前,或在各自被指定的班位上,舞着唱着,表演着种种程度不同的哀情的以及悲壮的小故事。”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也说《九歌》“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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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逸 . 楚辞章句 [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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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7]汪瑗。楚辞集解·九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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